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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层社会对美女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但上天并不会因此而增加女孩的出生率，供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必然要有人承担。所以每当皇宫内院多增加一个苦命宫人或大宅豪门中多出一位如夫人时，就意味着贫苦的乡间又多出一个终身光棍。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再考虑抚养能力的差异，无疑豪门贵族后代的人口增长率要远大于贫苦百姓。
为了更直观的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明朝为例：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人口总数为约7270万，到两百多年后的崇祯年间达到1。5亿（以上两个数字均出自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假如按明朝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则明朝人口始终在六千万上下，一直没有增加），约增长为原来的二倍。而明朝宗室的数量在洪武十五年为58人，到崇祯年间已超过20万，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增长为原来的三千四百多倍，可见它比人口平均增长率高出了多少！
从刘邦到刘裕的时间跨度，约是从洪武到崇祯的两倍，虽然不象朱明宗室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刘氏宗族在各地繁衍的数量，必然也已经是非常可观。所以我们在看史书时，见某某是某大人物之后的记载，虽然不排除确有冒认的可能性，但如不经分析，简单地一概认之为非，也是不够客观的。
京口古惑仔
年幼的刘裕在从母家住下之后，他的父亲刘翘又重新娶了妻，新娘是洮阳县令萧卓的女儿萧文寿，很快刘裕就有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道规和刘道怜。几年之后，刘翘去世，继母萧文寿把刘裕接回了家（究竟是刘翘先去世，还是刘裕先回家，在史料中并不明确）。
虽然在文学作品中，继母常常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但刘裕的继母肯定不属于这种类型。因刘翘已死，刘家的经济状况更加窘迫，萧文寿一人拖着三个孩子坚难渡日，刘裕也在这种日子中渐渐长大**，成为一个“身长七尺六寸（约1。86米），风骨奇特”的健壮青年。总的来说，萧文寿待刘裕很好，而刘裕对这位继母也非常孝顺。不知是不是因为名字中带个“寿”字，老太太福寿双全，一直活到八十一岁高龄，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做皇帝时才去世。
不过除了孝顺之外，青少年时代的刘裕身上，基本也就看不出什么优点了。他不好读书，仅粗识文字，整日间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靠卖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似乎还不如他当小吏的父亲。挣不到钱也罢了，他偏偏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赌技又很低微，到处欠帐，很被乡邻们瞧不起。于是，京口世家的家长们在教育下一代时，就不用到远处去找反面典型了：“你要再不努力上进，将来和刘寄奴一起编草鞋去！”
中国历史上的创业之主，其青少年时代的表现常走两个极端。一般说来，其中出身豪门者往往是模范青年，如王莽、司马懿、慕容垂、李世民等；而出身社会下层者常常是问题少年，如刘邦、刘裕、朱温、王建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于出身豪门的人，对他们来说仕途的大门一出生便是敞开的，不用费力去挤，但同时也身处舆论的监督之下，名声良好与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而对下层人来说，在“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是不会有人去关注一个穷孩子是否好学上进，是否德行出众的。出身低微的人中，只有那些蔑视规矩，敢想敢干，带有赌鬼性质的亡命之徒才更有机会抓住命运的赐予，来实现鲤鱼跳龙门。
有一天，刘裕赌博输大发了，欠下了当地大土豪骠骑谘议刁逵三万钱的赌债！这笔钱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位县太爷大半年的工资，对于此时身无长物的刘裕来说，是一笔巨款，当然赔不起。赔不起的结果，是他让刁逵的下人给抓住绑了起来，一顿好打。此时幸亏他有一位阔朋友——骠骑长史王谧帮他代还了赌债，才算勉强过关。后来的历史证明：刘裕有惊人的天赋，奈何术业有专攻，他的才华并不在赌博上，但他的赌徒性格却伴随了他终身。
王谧（mì，读音“密”），字稚远，琅邪临沂人，乃东晋名臣王导的孙子。这个如假包换的高干子弟，大士族出身，如何会与此时的小混混刘裕认识呢？
这就有点说来话长了，据说，刘裕早先有一次去京都建康，回京口时在途中一个小客栈休息。小客栈的老板娘对他说：“里边有酒，要喝自己拿。”刘裕好酒，进去就喝了个醉，倒地便睡。过了一会儿，王谧一个家住京口的门生正好也途经这个小客栈。因为都是熟人，老板娘招呼他：“刘寄奴正在里边，你们一起喝一杯吧。”不料这门生才一进里屋，便吓得跑出来，惊问老板娘：“里边是什么东西？”老板娘进去一瞧，还是刘裕在睡觉，便出来悄悄问这门生：“刚才你看见什么了？”门生答：“刚才看见一怪物，生得五彩斑斓，好象蛟龙，不是刘裕。”后来，门生又把这则奇闻告诉了王谧，王谧忙吩咐他别乱说。但此后，王谧开始结交上这个不起眼的刘寄奴，时时厚礼相待。（见《宋书·符瑞志》）
如果这件事不是虚构的话，很可能这个门生是刘裕的铁哥们，两人合作演一出双簧，来诈王谧的钱财。从后来刘裕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政坛，出老千时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心理素质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王谧与刘裕交上了朋友，并为他还了赌债。多年后王谧将惊喜地发现：这是他一生中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
不过这只潜力股现在还看不出有增值的迹象，不管在制鞋业还是博彩业都不象大有前途的样子，他的机会究竟在哪儿呢？
其实机会已经悄悄降临到他身边。刘裕十四岁那年，一个能干的三十四岁贵公子到与京口仅一江之隔的广陵走马上任，就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开始招兵买马，编练新军，他的名字叫谢玄。两年后，谢玄移镇京口，因当时京口又有“北府”的叫法，这支新建的精锐之师，便有了一个在后来威名远扬的名字：北府军！
京口往事
京口是个好地方！就象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京口能够产生刘寄奴这样军政强人并不是偶然的。
它的位置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地处江南运河北口，江北则正对广陵（今江苏扬州），地扼江淮运河的出口（尽管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才挖掘贯通的，但它其中连接淮河与长江和长江至钱塘江的部份，即邗沟与江南河，早在春秋末期便已由吴国建成），是江南水运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是经济发达的重要贸易中心。而且其地北临大江，南靠峻岭，依山傍水，地势易守难攻。东控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富庶之地（即所谓的“三吴”之地），西距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不过一百余里，朝发而夕可至，实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汉末建安年间，割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就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当称作“京城”，后来孙权迁往建业，“京城”改为“京口”。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北方再没有了安宁，陷入一轮接一轮的征战杀戮之中，短短数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一个个“国家”和势力勃然而兴，又骤然而亡，让人目不瑕接。象查尔斯·达尔文爵士在《物种起源》中总结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此持续不断的外力冲击下，华北原有的城镇乡村的自然结构完全瓦解，能够活下来的百姓要不是集结成一座座坞堡自卫，便是组成一个个武装流民集团，从北方涌入南方，另寻侨居之地。而地处交通咽喉，又富裕的京口自然首当其冲。
大量流民的到来，改变了东晋初年京口、广陵一带的人口结构，北方来的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的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土著。处在北方战乱不休的大背景下（其实南方也没好到哪儿去，也就是逃五十步与逃一百步的区别），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从淮北冲到江南的武装流民们都不简单，早见惯了流血，刀把子握得远比锄头把子熟练，所以千万别把他们想象成是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憨厚朴实的种田老汉。这些武装流民的首领们，即当时所称的流民帅，因手中握有或粗或细的枪杆子，也往往成为当时政坛和军界的风云人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中流击楫”的北伐英雄祖逖，两度勤王的忠臣郗鉴和被逼造反的苏峻等。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京口一带，民风强悍好斗，随便在街头拉个卖烧饼的，军事素质可能都要超过承平年代的正规军，绝不象如今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是吴哝软语的温柔乡。这对于当时控制了京口的实力派人物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价钱便宜量又足的高素质兵源！当初权倾一时的大司马桓温，就因为一度不能把京口控制到自己手中，而醋意绵绵地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落到郗愔手里了？——他想说但没说出来的潜台词）。”
得了，京口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优越条件，如同一个养份丰富的“军阀培养基”，所以它后来成为了与荆州并列的东晋两大地方势力集团中心，也就丝毫不让人奇怪了。下面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谢玄之前京口的历任老大们：
头一个，要算郗鉴，他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