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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白崇禧之善待于人，是十分有原则的。他曾言道：一切均应以大局为重。
无独有偶，抗战第一期，当时中方空军使用的是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以保存实力。一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16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不能执行任务，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天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机群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突行奇袭。他们毫无准备，遭此偷袭，几近全军覆没。
蒋介石据报，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速解重庆枪决。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出面替他们三人讲情，但无效。后又以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讲情，仍然未获批准。众军官便想到了“小诸葛”白崇禧。当时，白崇禧正在桂林行营指挥作战，一日，忽接何应钦打来电话，要他速来重庆，因有急事电话中不便细讲。白崇禧不知变故，急忙飞至重庆。何应钦讲述了事情原委后，让白崇禧出面讲情。白崇禧左右为难，说：“你已讲情在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
何应钦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
白崇禧思索片刻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都是空军优秀人员。
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
经一夜思索，白崇禧终于有了妙招。翌晨，他对何应钦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何应钦照他所言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白崇禧便拿了这张批条，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介石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白崇禧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吕天龙卧病在床，当然无罪。余平享率队前往天水，机场发安全降落信号，其处理亦无过锗，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凭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余至多处以几年徒刑。当时的军法总监何成浚听了白崇禧的审判结果后，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救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招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
白崇禧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若干时间后，再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
白崇禧依其所言。审判结果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此案之判断，使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这对张等三人真乃是再造之恩。
白崇禧为坚持其做人之原则，亦曾与蒋介石发生过冲突。
北伐战争初期，一次，孙传芳部之三个军，因前去无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往白崇禧处投降。白崇禧有如初生牛犊，无所惧怕，即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白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白崇禧不缴枪械。白崇禧对他们讲清当时之形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孙传芳处，其部队由自己指挥。三位军长依言而行。待三位军长行至九江时，白崇禧电话告蒋介石处理经过。蒋介石却极不赞成他的处理方式，并责备他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是其劲敌。蒋介石令白崇禧将其三人捕捉送到汉口政治部。当时蒋介石谍报人员金佛庄被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的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蒋介石闻知气愤不已。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让他在三个军长中间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白崇禧至九江，还不知蒋介石如此动怒。待得知蒋介石的决定后，立即前往谒见井申述自己的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杀孙之俘虏，难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白崇禧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即不再言语。
邓演达接到电报，按指示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而李彦青则幸免于难。多年后，白崇禧在陈调元处偶遇李彦青。李彦青见自，突然下跪，并感谢其救命之恩。白崇禧则心中不免黯然。或许他忆及自己确曾为保其性命据理力争，竭尽全力，亦可稍得安慰。
白崇禧幼年教育始于私塾，受中国传统文化之仁爱、忠信等思想影响甚深，从军后，更加其救黎民于水火、光复河山之凌云志为精神力量，使他无论为常人或为官长均能得人信赖。
北伐军克复上海后，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当时上海是全国商业和经济中心，世界列强于上海多有租界，更加其它一些复杂原因，上海治安就显得相当麻烦。白崇禧上任后，在军中发布了两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了行军之困难，于战斗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跑。然而当时的租界当局也有特别的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者，一律禁止，且遭扣留。部队刚至上海，对此规定并不熟悉，因而有不少人被租界当局逮捕。白崇禧作为司令长官前往交涉，但均告无效。气愤之下，白崇禧即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地当局没料到中方如此强硬，无可奈何之下与白崇德进行协调，最后定为，只要中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进入租界。
白崇禧不许部下穿便服，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当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白崇禧是新任警备司令，便纷纷前往拜会。当时的白崇禧只有32岁，穿的是灰色军服，曾被领事们误以为是下级军官。一次他对法国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亦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
当时上海是黑社会活动最为猖撅的地区，许多地方长官对黑社会不敢得罪，有的甚至暗中勾结，为虎作怅，鱼肉民众，从而使黑社会的势力更加强大。白崇禧深知黑社会势力可怕，但他绝不理会，并明令禁止，不许陆军接受黑钱。上海黑社会的首要人物之一杜月笙至龙华欲拜见白崇橹，白崇禧拒不接见。有人曾暗示白崇禧，杜月笙捐献大洋48000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是希望白崇禧能给予一官半职。但白崇禧毫不客气地回绝道：“杜月笙捐了48000元，革命军可以还他50000，但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其实对于白崇禧一生的居官为人，国民党当局在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猝死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为人公私分明，守正不阿，且秉性刚毅，精娴韬略。”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也算是为白崇禧辉煌而又凄凉的一生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不白而死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井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正在海峡对岸聊度残生的白崇禧，可曾料到还有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他的旧相识正在为他的安危担心呢？白崇禧的悲剧正象周恩来总理所言，是政治上缺乏远见所致，他既与蒋介石对立，又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就是想不择手段地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建立起自己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蒋介石试图挽回颓势的计划即成泡影，被迫于28日宣布“引退”。这时，白崇禧即与李宗仁商量，觉得有与共产党划江分治的可能。到了3月，有一个和白崇禧相熟的民主人士，从香港悄悄北上到汉口，劝白崇禧趁此时机赶快起义，以了倒蒋之夙愿。并为此提出了可靠的保证，白崇禧把这个人留在汉口住了一个星期，同时暗地派人到南京征求李宗仁的意见。不知何故，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民主人士的建议，不过仍派人将其送至香港。
1949年4月，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派代表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刘仲容回到南京后单独去见李宗仁，将代表毛泽东意见的中共报纸转给他。
李宗仁接过扫了几眼，上面赫然写着的文字下面，有一段用红笔画了道道，文曰：。。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