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读罢，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不日，白崇禧专程从汉口飞到南京听报和谈消息，刘仲容对白崇禧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也深知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能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主席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对他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第二天，白崇禧又对刘仲容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人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刘仲容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拔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
。。。和平谈判终于“流产”了。
1949年10月1日，在广州的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一架收音机正播放着新中国成立的庆典实况，屋内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广播结束后，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去向。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十分清楚，失去了与中共讲和的宝贵时机，己是大错，再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必成为“张汉卿第二”，这是错上加错，他毅然飞往海外。
而白崇禧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地被骗到台湾，而他的结局却也被周恩来总理而言中。
白先慧女士“冒险”之行时光到了1986年。
一直生活在台湾的白崇禧女儿白先慧女士，听说大陆正在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久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又涌了出来：“回家乡桂林看看。”她把这个想法向亲友们讲了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劝告：“阿慧，你大陆之行的念头万万使不得，只要你的脚一踏上大陆，共产党就会立即把你抓起来。不要忘了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对头！”“你父亲是甲级战犯，共产党怎么会放过你？”但白先慧女士对故乡的怀念太强烈了，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临行时她说：“这次回故乡看看，就是被抓起来，死了也值得！”白先慧女士“冒险”来到桂林，不敢住高级宾馆，悄悄地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里住了下来。李夫人从1949年开始，曾先后在香港、古巴和美国住了24年，1973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家乡桂林定居。她住在40年代曾经住过的叠彩山旁景色宜人的那幢两层楼房里，政府已把房屋修缮一新。白先慧女士住下之后，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她家人说：“我这次来桂林谁也不见，万万不可走露消息。”她的心一刻也不踏实，害怕有人会认出她来找麻烦。李夫人看出了她的心绪，劝她打消顾虑，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夜里，她终于走上了大街，像普通游客一样东看看西望望，观赏着美丽的夜景，并没有受到谁的干涉。于是，翌日她大着胆子在桂林的大街小巷串了起来，童年的旧居，读书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寻找到了，唤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白先慧女士在桂林各地转了几天，没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放心许多。她也像那些游客一样，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这里拍，那里照，她想把桂林统统装进相机带回去，让亲友饱赏一下家乡美丽的风光。
在桂林的最后几天，她索性搬到饭店住下来，看看又该怎么样？她在饭店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和服务。她该返程了，来到饭店服务台结帐，女服务员十分和蔼地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回来旅游和长住。”
白女士的心在“咚咚”的跳着，试探道：“你和经理知道我是谁？”
“知道，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白将军是抗日名将，又有‘小诸葛’之称，谁不知道呢？当然，他也打过内战，不过这一切都是历史了。可惜白将军没有回家乡来看看，就客死他乡了！”女服务员对白将军的死流露出这股的挽念之情，使得白女士心里发热，泪如泉涌，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把抓住服务员的双手。父亲于1966年在台湾病逝，白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祖国的亲人是这样理解他，又是这样宽待自己，暗笑自己回来时还有害怕被抓起来的念头，把一个堂堂正正的回乡探望搞成跟“冒险”行动一样。
白女士办完手续，急忙奔向飞机场，飞机快要起飞了，她急着从车上搬下来一袋沉重的行李，机场过磅员问：“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时她已没有半点来时的精神负担了，对过磅员深情地说：“是桂林的土，还有桂林山上的和漓江里的石头。”过磅员信任地微笑着对她说，“好吧，是纪念礼物，那就免费了。”白女士又是一阵激动，泪水扑籁蔽地掉了下来。
快到飞机舷梯了，白女士又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着候机大楼，又望着机场周围远远的山峦，她对机场人员说：“可以在这里照一张相吗？”“可以。”机场人员完全理解同胞的赤子之情，接过她手中的相机，让她自由选择好候机大楼为背景，还有那画一般多姿的远山，“咔嚓”一声，拍摄了她桂林“冒险”之行的最后一张彩照，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白先慧女士依依不舍地走了。但是她的此次“冒险”之行，不但对于她自己，而且对于大陆亲友，都是难以忘记的。直到1987年2月17日，有人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首诗《有赠白先慧女士》：玉宇琼楼绝胜前，榕湖两岸绿笼烟异乡梦远八千里，故土情深三十年。
隔海不知云外路，到家真入日边天。
煌煌舜世春风面，泪串珍珠化作泉。
第七节何应钦凄凉凋谢天字第一号闲人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他的一生，从外表上看轰轰烈，骨子里却是凄凄凉。他虽享年97岁，但仍未能看到祖国统一。
1958年1月1日，香港《新晚报》首次向读者披露了这则惊人内幕：在台北那些要员中，恐怕没有像何应钦那样郁郁不得志了。
该报进而说明，要是别人这样说还可以不相信，但是这话是出自一个一度当过国民党“特任官”的人士之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了。
当时何应钦的正式官衔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有。这个“委员会”顾名思义，负责战略的策划和设计。可是，那几年台北官场一切都听命于美国人，“战略”当然也不是例外。在这种情形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一年到头，难得开一两次会，“主任委员”因而成了天字第一号的闲员。
有好几次，他很想上美国走走，始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实，他离开台北的目的倒是很简单，只是打算到纽约当“寓公”而已，因为1947年他任联合国参谋长会议的“国民党政权首席代表”时，在纽约近郊买了一所相当华丽的房子，并且在美国银行存下了一笔巨款。
照道理说，他和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时期起，便一起共事，蒋对他似乎应该深信不疑才是，为什么一定不让他离开台北呢？熟悉国民党内幕的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一直对他怀着芥蒂之心。
何应钦系贵州兴义人，家祖是牛贩子，后发了家，何的父亲是县自卫团的成员。
1901年，何到贵阳，进黔军陆军小学。毕业后，赴武昌在第三军中学学习。1908年，到日本先后人神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由日本回国，加入上海陈其美部。1913年，任赣军第一师步兵营长。同年8月，他赴日完成学业。1916年回国，任黔军第四团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19年，任黔军第二混合旅旅长。1920年，在贵州军警界任职。1921年，任黔军参谋长。
1924年1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参谋。6月在黄埔军校任少将衔战术总教官，教导第一团团长，10月13日，任黄埔军校军训部代理主任。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1月，继蒋介石任一军军长。4月中山舰事件后，任黄埔军校教务长。
1926年7月，开始北伐战争，何任粤东潮州——梅县战区警备司令。
1927年4月，蒋介石与武汉当局分裂，在南京另立反对派政府。决定分三路继续北进，分别由蒋、何、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