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 第267部分

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他即回广西从军。对于广西及两广的统一事业，白崇禧的功劳可谓首屈一指。广西统一时，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李宗仁当时曾表示如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也不做总指挥。此推举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承认。人事安排既定，李宗仁的部下俞作柏曾怂恿黄绍■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部队，从而取而代之。白崇禧极力反对，并说：“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江，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幸得白崇禧晓以利害，而黄绍■也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否则广西统一事业将毁于一旦。

两广统一后，广西加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为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北伐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而辉煌的一页。这也是白崇禧一生中参加的主要战争之一。在北伐战争中，他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并参与了战争的始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中的关键一仗。当时的形势是，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只有北伐军胜利了，国民政府才可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使一些徘徊观望者，如阎锡山等加入行列。否则，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之手，其它军阀势力势必再度膨胀，则全国之军阀割据局面必当继续。故龙潭战役对北伐战争的成败事关重大。

为此，北伐军成立了三路大军。

第一路军总指挥是何应钦，第二路军总指挥是蒋介石但由白崇禧代理，第三路军总指挥是李宗仁。战役即将开始时，蒋介石偏偏提出辞去总司令职务，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其后，军事上的调遣由军委会即是由三路大军的总指挥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3人组成，一切命令由他们部署发布。蒋介石下野后，除了指挥权要重新归属外，军饷便成了最重大问题。广东路途遥远，短时间接济不上，财政部只得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一百万。当时上海的银行以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均不愿将钱借出。他们的位置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其无可奈何。然粮草未动，大军岂可先行？何、白、李三人就此进行了紧急磋商。何、李二人一致推举白崇禧到上海代财政部与银行界交涉。他们之所以要白崇禧去，是因白崇禧曾当过上海警备区司令。过去凡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赌，就会有好商按月送去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但白崇禧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坐霸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故此上海商界人士对他很是感激。当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在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之际，他与衢州商会商量，用其官章发行50万大洋票。后来他接到军饷，立即不折不扣地将军票赎回。这使他在上海商界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此次他去上海，正值上海人心惶惶，民众对战局心中无数，多数人家准备了五色旗以欢迎孙传芳。但念及旧情，经白崇禧再三交涉，上海银行团居然借给他60万元，真可谓雪中送炭。

龙潭一战打得十分艰苦、惨烈，双方死伤均很重，尸横遍野。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北伐军大获全胜，其实说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全是打硬仗。几位指挥官以后每谈及龙潭之战，皆认为完全是精诚团结、共同作战之结果。而孙传芳之失败，一不为指挥有误，二不为战斗力不强，其原因除何、白、李三人协同作战的默契配合外，重要的在于孙传芳部渡江后，渡口被抄袭，后援中继，加以海军反孙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在势均力敌的硬仗中，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战斗结束后，行政院长谭祖庵在南京设宴慰劳作战将领，席问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对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对白崇禧大加赞赏。

“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决心抗日。8月2日即召白崇禧至南京共商大计。其时，白崇禧于广西主政，他与李宗仁、黄绍■等人商量此事时，众人皆反对其进京。而他则认为“抗日是两广索来主张，也是国民一致之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之情意，则往昔揭示抗日口号乃成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抱定“军人守土有责”之意，毅然北上。由此，他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蒋介石亲派由法籍驾驶员驾驶的飞机抵桂林，接白崇禧至南京。白崇禧抵京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其入京消息，并冠以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蒋介石即宣布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

抗战期间，白崇禧虽为副参谋总长，但在实际作战时，他却时常象救火队般地行使着万能作战指挥者的功能。

台湾朝野人士之所以希望“小诸葛”能东山再起，并不仅仅因其战绩，白崇禧在为政方面也是颇为出色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对白有过一段颇含趣味的评价。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白崇禧送蒋介石离开武汉机场后，自己也准备撤离此地，并到鄂北钟祥和李宗仁会晤。当时他乘的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然发生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他不得已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一会儿，周恩来乘车由后赶到。他一见白崇禧，立即下车当面告诉他：“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讲明情况后，坚决邀请白崇禧与他同车共行至长沙。情况十分紧急，白崇禧考虑再三，见周恩来十分诚恳，而汽车何时修好毫无把握，便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白崇禧相谈颇多，十分融洽。周恩来从自己早年在南开念书，到法国留学经过，谈到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等诸多内容。他的丰富知识，及健硕谈吐，颇得白崇禧好感。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白崇禧就共产党的一些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说：“你们广西的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于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内涵丰富。但周恩来对广西的政绩持肯定是无疑的。

虽然他的政绩不凡且仍有许多人希望白崇禧能重现往日雄风，但人们竟不知，白崇禧从政的呼声愈高，则实现的希望就愈渺茫。他的“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就是在这种呼声中，在有关方面的竭力围攻下，于1958年2月23日被“罢免”了。

国民党当局对白崇禧所领导的“回教协会”一直采取分化战略，计出多端。白崇禧出于无奈，多次提出“辞呈”，要求辞掉理事长一职。但均为正直的协会理事们所不准。为了白崇禧的辞职事件，每半月一次的“回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因多数常务理事不理上方的手段及压力，常以请假表示抗议。但白崇禧最终并未逃脱厄运。在第89次常务理事会议中，辞职书被通过了。

据一位常务理事透露说，参加会议的理事，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家都很难过，有几位的眼睛都红了。一位女理事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

白崇禧虽已辞职了，但其信仰难改。1961年，国民党“监察委员”唐玉书在“监察院”总检讨会上说：“我是回教徒，知道回教协会的情形，理事长白崇禧因内在外在的原因，一再请辞。他辞职之后，仍从旁替宗教出力，如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如果不是他幕后支持，到今天也建不起来”。

在白崇禧身无一职的落难之时，仍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这在凄凉的残年岁月中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巧得“善缘”

1955到1965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打猎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与他相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到台湾“宣慰”，镇压“二·二八事件”时，与李氏兄弟及其母亲相识。李母姓白，自崇禧认其作了“干妈”，从此李、白两家攀上了亲戚，彼此往来，俨如世交。李建兴特意为白崇禧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到台湾后，虽然蒋介石将白崇禧视为阶下之囚，但国民党朝野上下，包括一些元老人士仍能善待其人。多年之中，白崇禧在政界、军界及至一般百姓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中的威望始终不减，颇得“善缘”。其实他的“善缘”正是他一生善于为人处事的回报。

1938年徐州会战之前，蒋介石鉴于韩复渠之不听指挥，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使军中命令不能下达贯彻，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欲在会议期间将其拿办。出席会议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

会议之前，蒋介石由武汉飞往开封，并命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白崇禧一同前往。至武汉机场时，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二人各乘一机。”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恐遭敌机袭击之虑，便自愿乘机先行。于是，他乘坐C46运输机先行抵开封机场上空。当时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知蒋介石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意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蒋介石的安全起见，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道路自然清除，但刘峙却忘记了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高射炮部队闻警报不知是为戒严而发，他们整装待命，进入了紧急射击状态。恰在此时，白崇禧座机飞临机场上空。高射炮部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立即发炮射击。白崇禧在机中犹惜然不知。待飞机徐徐降落时，高炮部队忽见机身上涂有国民党的国徽，连忙停止射击。白崇禧疑惑地走下飞机，不知出了何事。刘峙于慌忙之中趋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