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并不想存在，它们只是不得不如此。所以它们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的事情：树液通过其组织缓慢地上升着，一半是不情愿的，树根缓慢地扎向泥土里。 然而在每一刻，它们似乎又都是处在丢开世间的一切消逝而去的边缘上。 它们疲惫而衰老，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但仍然存在着，这只是由于它们太衰弱了，以致无法去死，因为死亡只能从外界到来，音乐的曲调自己可以自豪地像一种内部必然一样在它们自身之中带来死亡。 只有它们是不存在的。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出现都是没有理由的，在衰弱之中拖延着，偶然地死去……”
此时洛根丁直接面对着存在，他发现了“存在”是什么。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他直接面对着虚无，他发现“存在”
必然被虚无所环绕，必然性是一种错觉：“根本的东西是偶然性。我是说人们不能把存在定义为必然。 实有就是在那儿，那些存在着的人让他们自己相遇、但你决不会从他们那里推论出任何东西。 我相信是有人懂得这一点的。 只是他们企图以发明出一种必然性、一种有原因的‘有’来克服这个偶然性。 但是没有任何必然的‘有’能够解释存在。 偶然性并不是能被驱散的一种错觉，一种或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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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对世界荒谬的揭示５３
绝对，因此，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天赋。 一切都是自由的，这公园、这城市和我自己。 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它就会使你心潮澎湃，一切都开始浮动起来……“
“我倒在长椅上，被这些大量的没有起因的‘有’惊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到处都开花，孵化，存在在我的耳畔嗡嗡作响，我的肌肉在震颤、在张开，把自己抛向那普遍的展开。 这是令人厌恶的。”
四、现象学：走向事实本身
有人曾经问萨特：《恶心》描写了你实际上曾经验过的一种存在境遇，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小说来表达它吗？
萨特回答说，我之所以要用小说的形式来描写它，“首先是因为我的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并非我本人所实际经验过的”。
萨特承认《恶心》表现他自己在哲学上的思索，但他自己从未按洛根丁那样的方式经验过那种恶心，因此只好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写出来。 在这一阶段，萨特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写一部哲学巨著的程度，但有关存在的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却已经把年轻的萨特缠住了。而且，据熟悉萨特的人回忆，萨特虽然从未像洛根丁那样对着栗树根恶心，但他自己却有过恶心的亲身经验。 人们经常发现萨特望着许多物体发愣，有一次一个朋友让他看碰击着一块大石头的海藻，萨特的脸上立刻出现一种古怪的表情，其状况简直就是萨特所描绘的恶心。 在教室里，他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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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萨特：荒谬人格
常有这样一种表情，他会突然之间变得冷冰冰的，这样的表情往往会持续一刻钟左右。 而且那时候萨特常常咬自己的手指甲，偶尔一声不响地望着教室四五十秒，然后说：“看看这人面的海洋地，到处看不到一点智慧之光！”
这种无头无尾的话，往往让全班同学都莫名其妙。只有当一个人在他所习以为常的意义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晕眩的恶心反应。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萨特当时的复杂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再也不相信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了，不相信那些由形而上学的语言概念所表述的“本质”了。 萨特感到，人就像洛根丁的处境一样，“是额外的，是偶然的，他不能从任何别的事物中推断出他自己，他有一个特定的、不能描述的形状，因为用语言是不能恰到好处地说明这种形状的。”
（见《萨特自述》第１８９页，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对萨特这样的人来说，哲学不是抽象的概念大厦，而是人的血肉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命的阳光和空气。 他要的就是实在本身，而不相信由概念推论出来的所谓“实在”
；他要的是真实地生活着，而不要只能用语言描述的“生活”。这使他天然地易于接受现象学的态度：回到事实本身。在３０年代，现象学还是一场正在发展着的运动，这是一场悬置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判断、直接与事物打交道的哲学运动，因而也是针对西方传统的反叛运动。 它之所以反叛西方哲学传统，是因为传统哲学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又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不足以反映人的价值。 现代现象学运动的先驱本来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德国数学家，他叫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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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对世界荒谬的揭示７３
早年曾致力于把心理学分析引进数理逻辑的研究。胡塞尔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根据传记作家的描述，他留着山羊胡子，戴一副钢框眼镜，雄心勃勃，还有一副要移动数学研究的群山的势头，３２岁的时候，他发表了《算数哲学》，标新立异地对数理逻辑的某些重要概念进行了一次心理学分析。 胡塞尔的大作发表之后，遭到了数理逻辑的缔造者弗雷格的严厉批评，弗雷格说他这本书根本上混淆了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界限。 这一权威批评无疑宣告了青年胡塞尔全部研究工作的失败，但这一失败丝毫无损于胡塞尔的雄心壮志，他立刻改弦更张，不再对数学作心理分析，而是回过头来努力使哲学成为一门精密科学。 他非常认真地学习了布伦塔诺主讲的哲学课，这使他受益终身。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意向性”
，即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借鉴过来，并加以改造发展的。要使哲学成为一门精密科学，真正的“知识”与貌似知识的“意见”之间的区分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为此，胡塞尔清算了在他的教师布伦塔诺还存在着的心理主义，即把真理理解为一种心理规律的倾向，以便达到真理的绝对性。心理运动中包含了物理的、生物的过程，人的感觉、情绪和欲求等，都可以当作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说，心理的东西的确可以还原为物理的东西。 但是胡塞尔指出，人心理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活动过程，而在于其心理内容。 心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服从自然规律，而心理内容则是思想领域中的事，服从逻辑规律，两者是有根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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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 心理世界既不是物理世界的一种特殊形态，也不是数学式的纯逻辑形式，它是有客观对象内容的精神世界，而这个内容又不是物质世界的刺激、反应的结果，而是理性的一种建构，是一种意义世界。胡塞尔揭开了语言的神秘面纱，让人们看到了语言符号的两面性。 他向人们证明：语言符号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是它的所指，它指示一个具体的事实或对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表达，它描述一种思想。“所指”与对象有关，而表达则与意义有关。由此，胡塞尔从新发现了意义的世界。在意义世界里，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现象与本质是同一的，本质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本质。那么如何达到这种本质呢？胡塞尔运用的是现象学的“还原”法，既然一切存在者都与纯粹意识相关联，那么清除惯常的意见和想法，回到纯粹意识就是达到真理的绝对性一个可靠方法。 胡塞尔建立了一套现象学的“还原法”
，把各种成见、各种假定统统“放进括号”
，“存在而不论”
，而直接诉诸纯粹意识的直觉。 胡塞尔认定，回到了纯粹意识，也就是回到了事实本身。现象学为萨特客观地理解人生提供了武器，提供了一个把人们从抽象的概念堆里推回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一个有力的扛杆，它让人们重新拥有他们的希望与失望，幸福与痛苦，爱情与憎恨，重新拥有他们的不完满，以及他们为这种而付出各种努力，进行的各种奋斗。１９３２年，萨特与他过去的同学雷蒙。 阿隆有一次看似平常、但对萨特却十分重要的交谈，那是在巴黎蒙特巴纳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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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叫拜克。 德。 盖兹咖啡馆里。 阿隆是萨特大学时的老朋友，当时正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他回巴黎后，萨特和萨特的女友西蒙。 波伏娃与他在盖兹咖啡馆度过了一个夜晚。 他们要了这家咖啡馆的特产——杏汁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的杯子对萨特解释说：“看，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现象学家，就可以谈谈这杯鸡尾酒，并从中搞出哲学来。”
据西蒙。 波伏娃回忆，萨特当时激动得脸色发白，因为阿隆所说的，正是萨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如实地描述他所看见的、所感触到的东西，并从中找到真理。萨特立刻买来了一本介绍胡塞尔现象学的书，狼吞虎咽地啃起来。这本名叫《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觉理论》的书让萨特着了迷，他要急不可耐地给在柏林读书的老同学阿隆写信，请他帮忙弄点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详细材料。在阿隆的提议下，萨特决定申请１９３—１９３４年度柏林法兰西学院研究生奖学金，以便到德国留学，到胡塞尔的国家去研究胡塞尔。他如愿以偿了。 从此，萨特走上了现象学的道路。 凭着现象学这一锐利的武器，萨特才能对存在进行真正的研究；通过现象学，他就能思考：萦绕于他自己和人们心中的那种虚无感倒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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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你自己ｗａｎｃｈｅｎｇｎｉｚｉｊｉ
１９４２年，３７岁的萨特已经自信能够对艰深的哲学问题进行正面突破了。 他已经有了充分的学术训练、丰富的思想储备和必要的生活积累：留学柏林以后，他完成哲学论文《论自我的超越性》，两年后，即１９３６年，这篇论文在权威的《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 同年，他的第一部专著《想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