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门，甚至雇用保镖，却仍然会轻而易举地成为别人的俘虏。你不但失去了钱包，更要失去自由。
好吧，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缴税吧。那第二个问题就跟着来了，谁该缴多少呢？如果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年挣的收入可能仅仅够租房的，而有的高薪者的年薪可能有数百万。是按相同的比例呢，还是用别的什么思路？保守派告诉我们说：应该向企业主和富人少征税，这样企业主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富人能够更多地去消费，从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弗兰克则认为：不不，企业主是否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不在于自己腰包里有多少钱，而是新雇员能否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至于富人多消费，那些东西是你我所能生产的吗？别做梦了，那是欧洲人玩的把戏。
“但是我是富人，我的钱也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我没有义务多纳税！”那听听弗兰克的观点吧：平均而言，对富人的减税反倒让富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减税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不大，间接成本却比预期高得多。当所有的富人都少纳税，而把剩下的钱用来把家里800平的房子换成1 000平的时候，所发生变化的只是重新界定住房标准罢了。然而因为减税而造成的医疗、教育、科研等基础领域投资的减少将危害整个人类的福祉。富人毫无例外！
涓滴理论认为，只要馅饼儿做大了，穷人自然能吃到更多；然而，弗兰克说，如果不有意识多分给穷人一些馅饼儿，那么做大馅饼儿的努力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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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学家哈维的实验
社会学家哈维·霍恩斯坦（Harvey Hornstein）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钱包扔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钱包里装着小额现金、若干银行卡、洗衣收据，并留有“失主”名字和住址。传统的经济模型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照此预测，捡到钱包的人应该留下现金。然而，超过半数的钱包都被人匿名寄回原主，里面的现金分文未动。
传统经济模型预测，人们不会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因为投票事关成本，更何况不管在哪个州，一个人的选票也不可能改变选举结果——连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激战中也是如此。该模型还预测，顾客不会给不再光顾的餐馆留小费。尽管这些预测有时候还算准，但相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意识到，自利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动机。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参加投票，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选民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感。可不少经济学家拒绝这么做，他们说，这不就跟“爱喝机油”“爱喝机油”一例在《牛奶可乐经济学2》中有详细分析。——编者注一样荒谬么！假设我们见到一个人把车里的机油倒出来喝了个精光，几分钟以后痛苦地死掉了。然后我们据此“解释”说，他就是超爱喝机油罢了！套用这一理论，什么怪异的行为我们都能解释，但靠它做不出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测，故此算不上一种可靠的科学理论。
可诸如同情心和责任感等道德情操跟爱喝机油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众所周知，前者至少在某些环境下能影响人的选择。放弃经济学家的自利理论枷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本章对此做了探讨。
首先，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教的东西，是否会影响人的行为？经济学老是讲自私自利，似乎很容易把人往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引。
2 教学内容会影响学生的行为吗
《纽约客》上登过一则漫画：衣着考究的老绅士带孙儿去树林散步。“了解植物是件好事，”他告诉孙子，接着又说，“但要记住，了解植物赚不了大钱。”
老绅士的忠告和经济学家们的理性行为模型何其相似呀。该模型假设，从狭义上来说，人是自私的。它承认，了解植物是件好事，可外面的世界竞争激烈，不冷酷追求个人利益的家伙很可能会被踢到一边去。
毫无疑问，自利是人的一种重要动机，自利模型也毋庸置疑有着很强的说明力。比方说，能源一涨价，人们就偏向于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可以节省油费），为阁楼加装隔热层（以便节省电费）。
但有些经济学家进而推论说，自利模型几乎能解释所有的行为。乔治梅森大学的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就曾写道，“从狭义上来说，普通人95％都是自私的。”这话说得对吗？可为什么我们又经常会碰到一些社会文化规范，力劝我们为了更伟大的目标把自私放到一边去呢？
说到寻找与标准经济模型相悖的例子，法国是个着手的好地方。我到巴黎休假，碰到了许多这类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尤其突出。11月的一天下午，我问隔壁住的红酒商可有什么好点儿的香槟推荐。当时正是感恩节前的一周，妻子和我邀请了几个美国朋友到家里吃火鸡。
他刚巧有一瓶很棒的酒，只卖18欧元（正常价是24欧元）。很好，我说。我又请他再推荐一瓶黑醋栗酒，因为我知道到访的有些朋友想喝“皇家基尔”——一种香槟和黑醋栗酒混合调制的鸡尾酒。邻居说，这样的话，就用不着买上等香槟了，因为一跟黑醋栗混合起来，没人分得清那是什么酒。好吧，那我该买什么呢？他拿出一瓶酒，说这才是调制“皇家基尔”的专用香槟。
可这种特别的香槟并不出售。后来，他告诉我这种酒每瓶20欧元——比先前那种更好的还贵两欧元——一时间，他有些尴尬，没说话。虽说我觉得答案很明显，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问个清楚：如果用前一种更好的香槟调制，“皇家基尔”的味道会差些么？他宽慰我说，绝不会。又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会直接喝香槟，于是我买了几瓶品质更好的那种。邻居并没有反对，可我感觉得出，他肯定暗暗把我划入了“野蛮人”那一档。
对很多法国人来说，不同香槟派不同用场的美学原则远比自利模型的逻辑更重要。这一特殊原则带来了更佳的整体结果，因为它规定了哪种香槟用在哪种场合下效果最好。所以，尽管在我个人来说，忽视酒商的建议也无所谓（因为我用较少的钱喝到了更好的香槟），但至少有一部分买回家的好香槟给浪费掉了。
当然，自利模型预测失准的地方不光只有法国。比如大多数美国人就餐后都会留下小费，哪怕他们绝不会再度光临这家餐馆。我们不怕麻烦地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哪怕一张选票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我们还会匿名给慈善机构捐赠。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这类情况下主动放弃自私，带来了比人人依自利行事更好的结果。
我们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看法是否重要呢？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杰拉德·马维尔（Gerald Marwell）和鲁斯·埃姆斯（Ruth Ames）做了一次实验，观察个人对集体项目的捐款情况。他们发现，经济系研一学生的捐款平均还不到来自其他系学生的一半。
其他研究也发现，如果人反复接触自利模型，行事自私的可能性越大。有实验指出，主修经济的学生，在合作率上低于其他系的学生，而且，学生们学习各自的专业越久，这种差异越大。
我倒不是说同行的经济学教授们强调自利的重要性有什么错。但坚持说自私是人类唯一重要的动机，会忽视了另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更麻烦的是，狭义的自利模型怂恿我们对其他人做最恶意的揣测，反过来又带出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恶意。
说不定，其他学科信奉的行为理论也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从业者。例如，行为生物学的核心原则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参与“额外配对*”。年复一年地教授这一模型，会不会让男生物学家更容易偷情呢？
几年前，我曾和一群生物学家聚餐，其间有一对夫妇。我把经济学训练似乎妨碍协作的研究描述了一番，然后问，有没有人做过研究，男生物学者是否比其他科的学者更容易欺骗自己的伴侣呢？席间顿时出现了尴尬的沉默。我暗暗想，难不成我的问题正巧碰了个准？
要是说生物学家也跟经济学家一样，深受各自学科理论的影响，那么，两者至少在一个方面有所不同：生物学家最珍爱的假设怕是正投合法国人的脾性！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崇高的动机能否存活呢？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尊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世界固然美好，不少达尔文论者却说，自然选择的力量最终会让这种人走向灭绝。可为什么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呢？我在下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3 恪守道德的人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运动员服用激素类违禁药品和企业财务舞弊的丑闻频频见诸报端，叫人忍不住好奇：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诚实的人到底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制裁违法者显然有帮助，但很多时候，作弊被逮到、遭惩处的机会很小，可还是有许多人诚实行事，这又作何解释？
经济学分析暗示，在体育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别于商业世界。
乍看起来，鼓励作弊的因素似乎强化了这种行为的必然性，引得“人心不古”的悲观论调盛行。有些运动员服用类固醇，是为了获取不公平的优势；但证据显示，大多数人服用禁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人都在作弊。对这些运动员而言，不作弊反倒显得有失公平了。
企业行为失检根源于类似的复杂动机。毋庸置疑，有些作弊的人主要是出于贪婪和野心。但还有更多的人无非是不想落在对手后面罢了。
从达尔文主义的竞争逻辑出发，不管是在体育界还是商业界，诚实的竞争者——哪怕没人监管也不作弊——似乎难免绝种的下场。但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经常遭人忽视的重要差异。
在体育界，不诚实的参赛选手只有在给逮到、接受惩处时才会身败名裂，而这种情况又相对较少。可在商业界，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