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对涓滴效应不留情面，实践经验更是对它痛下杀手。倘若较低的实际工资会令人缩短工作时间，那么，实际工资提高，肯定会出现相反的现象。故此，按照涓滴理论，上个世纪实际工资陡增的累积效应应该是工作时间显著增加。然而，实际情况是，如今的工作周比1900年短得多。
涓滴理论还预测，在实际税后薪资较低的国家，工作周较短。可惜数据又跟它唱了个大反调。比如，尽管日本的企业高管所得薪资不到美国同行的1/5，边际税率也更高，可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缩短工作时间。
涓滴理论又预测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也即收入不平等强化了人们力争上游、奋勇向前的动力。可研究人员跟踪了多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却发现两者之间是负相关。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多年，收入不平等处于历史低位，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都相当高。反之，1973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稳步增长，经济增长率却不到前一时期的一半。
跨国数据中也观察到了上述模式。例如，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和丹尼·洛德瑞克（Dani Rodrick）利用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对65个工业化国家的采样数据，发现在国民收入集中于5％及20％最高收入群体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较低。反之，在穷苦和中等收入群体享受大部分经济成果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较高。总之，观察所得的模式一次次地反驳了涓滴理论所做的预测。
唐纳德·莱利（Donald Reilly）画的一幅漫画准确地再现了涓滴理论支持者们的世界观：夏天午后，两个胖乎乎的企业主管泡在游泳池里，*着鸡尾酒。其中一人指着自己，气愤地对另一人说道：“要是那些主张对富人课重税的小子真的上台了，我告诉你，我这个苦力可要甩袖子不干了！”
这幅漫画跟现实毫无共同之处。20世纪50年代，美国高管的收入比今天少得多，负担的边际税率也更高，可大多数人仍干劲十足地顺着企业阶梯往上爬。认为税率稍微调高些就会让如今的主管们放弃追求，这种看法毫不足取。
在美国，涓滴理论固执地认为，累进税结构会危及经济发展。受此影响，政府长久以来都无法放开手脚为民众提供宝贵的公共服务。故此，哪怕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提供全民医疗保险，涓滴理论派还是坚持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负担不起这一套。伊丽莎白·爱德华兹（Elizabeth Edwards，约翰·爱德华兹的妻子）跟癌症奋勇作战，背后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制度的全力支持。可还有数以百万计身患绝症的美国人根本享受不到这一制度的半点关照。
无法提供宝贵的公共服务，受损害的可不止是中低收入家庭。举例来说，前苏联地区的核原料储备防务废弛，能源部搞了个协助看管的项目。可布什政府却砍掉了这一项目，哪怕恐怖分子们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获取核武器的途径。
富人那儿有钱。不少高收入者也愿意为宝贵的公共服务缴纳更多的税款。可既无理论支持也无证据支持的涓滴理论却依然挡着道儿。是时候放弃这套理论啦。
我下面要讲的内容激得林博先生对我破口大骂。我说的是，只要稍稍调整一行税务代码就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新收入，又无需选民牺牲他们真正在乎的东西。
7 为什么节俭的人反倒要受罚（1）
艾伦·格林斯潘出版了*，内中谴责小布什在财务上不负责任，加入了共和党人声讨总统的长长队伍。事到如今，连顽固的供应学派也勉强承认，总统的减税举措增加了数千亿的国债。
2001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先生曾当着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面，作证支持减税政策。现在他改口说，他原本以为小布什在政府支出方面会有所克制。这真是个不切实际的期待。联邦支出在历届当代总统的任期内都只升不降，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时也不例外。
不管格林斯潘先生怎么辩解，批评家们也不相信他对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全无责任。此外，他的书还掀起了一场迟到已久的大辩论：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危机，到底该怎么补救。所有认真参与这场辩论的人都同意，不大幅提高联邦税收，什么战略也成不了事。共和党的主要总统候选人仍在呼吁进一步减税，故意忽视这场辩论。*党的对手们则建议让小布什针对最高收入群体的减税政策早早消停。然而，光这么做还远远不够。
考虑到在选举年里主张增税带来的政治风险，许多人都担心这场危机得不到解决。可其实手边就有个极其简单的补救办法：用陡增式累进消费税代替现行的联邦所得税，美国不仅可以消除联邦赤字，刺激提高储蓄率，偿付宝贵的公共服务，减少外债——而且无需纳税人做出重大牺牲。
在这样一种税收制度下，人们需要呈报年收入和年储蓄额，就跟参加401（k）计划和其他退休方案时一样。家庭的年消费量为收入和储蓄之间的差额。这个数，减去一个标准起征点——比方说，四口之家的起征点是30 000美元——就得到家庭的应纳税消费额。起征的税率很低，就比如10％吧。这样的话，一个家庭，年收入50 000美元，储蓄5 000美元，那么应纳税消费额为15 000美元，只需缴纳1 500美元的税。而依照现行联邦所得税制度，该家庭每年要纳税3 000美元。
随着应纳税消费额的提高，额外消费的税率也随之上涨。按累进所得税，边际税率一旦提高到一定的极限，就不可能不威胁到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可使用累进消费税，较高的边际税率反而强化了这些动机。
试想有个年支出1 000万美元的家庭，正在考虑要不要再花200万美元给自家的豪宅修个翼楼。如果消费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100％，这个项目的成本就是400万美元。上缴税款可以帮联邦减少200万美元的赤字。如果该家庭觉得这笔钱太多，于是减少预算，只用100万美元来为房屋修建附加工程。那么，他们要付100万美元的税，并把省下来的200万美元存起来。联邦赤字减少了100万美元，而多出来的储蓄则可以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不管是哪种情况，国家都能收获好处，又无需富裕家庭做出什么真正的牺牲，因为要是所有人的房子都越修越大，最终结果只不过是重新定义“豪宅”的标准罢了。有了消费税，大多数邻居们都会缩减预算，在新翼楼上少花点儿钱。
累进消费税还将减少中产阶级家庭日增的经济压力。过去30年间，最高收入群体不光在收入上增长最快，享受的减税政策也极为优厚。他们的房子越修越大，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钱越来越多。这些豪宅改变了收入稍低者的参考坐标，令得后者也开始修建越来越大的房子。激增的支出影响了各收入层次的家庭。
7 为什么节俭的人反倒要受罚（2）
举例来说，尽管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20多年来并没有太大增长，但在当今美国，中等档次的新住房面积一般超过700平，比1979年大了40％以上。问题倒不是中等收入的家庭竞相攀比，恰恰相反，他们支出超过负担极限，往往是因为房子卖得贵的街区里学校也比较好。因此，一家人要是在房子上少花了钱，就必然要把孩子送到质量差的学校去。
有人担心税收制度不鼓励消费，可能会将经济带入衰退。但决定产出和就业率的是总支出，而不仅仅是消费。如果累进消费税得以分阶段引进，它的主要作用将是把国民支出从消费转向投资，带动生产力和收入的高速增长。
如果发生衰退，暂时降低消费税能比传统所得税暂时下调带来强得多的刺激。只有立刻把钱花掉，人们才能受益于消费税的暂时下调。而传统的所得税下调时，害怕因为衰退而丢掉工作的人，往往不愿把省下来的所得税花出去。
回避当前的金融危机可不是个好主意。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大多数选民又支持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预算缺口越来越大。每年向国外的借款——如今已超过8 000亿美元——有增无减，令得美元进一步贬值。个人储蓄率——过去两年均为负数——还将继续下跌，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
累进消费税或许是以可接受的政治成本逆转上述趋势的唯一可行之道。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可这一做法。1995年，乔治亚州*党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在最后一届任期内向参议院发起此一提案，并得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梅尼西（Pete ）的附议，后者将之称做“储蓄无限减免税”。简而言之，这种税并不是什么激进想法。
小布什针对全美最富裕家庭的减税政策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且并没有给富人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富人们争相花数百万美元给孩子开庆生会，无非是提高了所谓“特别时刻”的标准。倘若这些钱能用来修补老旧桥梁、检查进出港口的集装箱，即便单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讲，富人们的日子都将过得更舒坦。
中国视角 巴曙松
只有死亡和纳税是无法避免的，这是我们经常应用的一个西方谚语。
我们为什么要交税？税收都干什么用了？为什么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动用公币救助大型金融机构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
理性的经济学家把税收讨论的范畴归纳为两类：收多少税和向谁征收税。小政府主义者主张税收越少越好，或许这正中了我们普通小老百姓的下怀，“自己的钱自己花，别人无权拿走我钱包里的钱”。然而，弗兰克告诉我们：不纳税就没军队，就没人来保护你，结果虽然你有更多的钱买最好的保险门，甚至雇用保镖，却仍然会轻而易举地成为别人的俘虏。你不但失去了钱包，更要失去自由。
好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