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育界，不诚实的参赛选手只有在给逮到、接受惩处时才会身败名裂，而这种情况又相对较少。可在商业界，哪怕作弊的人从来没给逮到过，也往往要付出代价。这不是显性代价，而是面对宝贵的机会却丧失了角逐资格。
要是企业管理者名声差，作弊传言多，不太可能会晋升到需要信任的岗位上，举个例子，倘若企业主想到外地城市开办分公司，又不可能施以严密监督，他必然明白，只有委派诚实的管理者负责经营，投资才可能获得高度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不诚实的候选人落败，不是因为他们被逮到、遭受了惩处，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头就丧失了薪水优厚的好职位。这里重要的是，企业主必须要有能力识别哪些人一贯诚实行事，哪怕作弊无从察觉。他们能办到这一点吗？
假设你刚刚从一场热门演唱会回家，发现遗失了装在信封里的5 000美元现金。（你刚刚兑换了一张支票，准备第二天上午就买辆二手车。）信封上写有你的姓名和住址。你觉得身边人——跟你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里——有谁捡到这个信封肯定会还给你？
大多数人会说，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大量的证据也支持他们的看法。曾有人做过一个信任实验，让一群短暂相识的陌生人预测同伴中哪些人更可能作弊。结果，他们指认出的人作弊几率比其他人高两倍有余。
对熟人的性格判断，应该比这更准确。倘若人在做企业晋升决策的时候，能足够准确地判断他人性格，诚实的候选者抢先就抄了捷径，得以晋升到需要信任、薪资优厚的好岗位上。这解释了为什么诚实往往是企业的制胜之道。
这种环境根本不同于体育界。假设有一种完全检测不出来的药品，能提高运动员的百米冲刺成绩。有一位公认诚实可靠的选手，明知道哪怕不会给人逮到，仍然拒绝服用此药。虽说他这么诚实，却没有太大可能赢得比赛。
因为至少有一部分选手会选择作弊，诚实者输掉比赛的几率大增。退役之后，他或许能申请到一份需要信任的好工作，可这毕竟不能让他赢得任何一场赛跑。
信念很关键。如果人相信作弊不可避免，作弊的行为必然越来越多。所以，倘若职场上保持诚实并非一种失败策略，帮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当然了，仅仅因为诚实的人有望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下胜出，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胜出。在各个领域，我们还是需要严格的规则和制裁，加强对不当行为的监管。
即便如此，事情并不像许多人想得那么糟糕。说到成功的标准，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曾经说过，“你必须诚实。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毫无疑问，老板有时候会遭到欺骗，但假装诚实是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老板大多对下属的性格有个很清晰的认识，知道需要信任的岗位上该指派谁。
在商业界，样子诚实具有极大的优势。而获得这一优势的最佳途径，就是真正保持诚实。
证据清楚地表明，哪怕破坏规则根本不会遭到惩罚，许多人仍会选择做正确的事。设想有这么一个世界，人人都如此行事，人人都本性诚实。继续，再想想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离开房子不锁门是否妥当呢？在小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我探讨了这样的情况：倘若人人都知道违反道德规范的人不会受到惩罚，我们目前观察到的诚实行为为什么会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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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人基本上诚实，惩罚还有必要吗
从小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处理污染问题的方法，到他担任总统时处理企业渎职行为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贯口号是：“自觉遵守。”比如，2002年，他反对在企业欺诈法中新增严格的刑事制裁条款，为此，他解释说，尽管严格的法律有帮助，“从根本上看，美国企业的道德还是取决于商业领袖们的良心。”
法律规范人行为的作用的确有着局限性。公共官员尝试鼓励民众做正确的事，也无疑是积极举动。但光是强调自愿遵守，同样有着不利的一面，因为它忽视了社会强制措施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为了公众的利益限制狭隘的自利行为。没有这些措施，那些自愿遵守的人就必然要扛起不公平的负担。
诚实的企业高管在权衡如何报告公司收入时面临的各种影响因素，阐述了这一难题。他们知道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不少数据都牵涉到主观上的判断。比方说，有些数据以对未来的估计和预期为基础，有些又使用了不完善的模型，为非市场资产赋予了货币价值。故此，在任何一家企业，收入估计出现大幅偏差，都能找到说得过去的理由。
问题来了：企业为将来发展提供资金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当前的报告收入跟竞争公司相比如何。毕竟，资本市场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推断企业成败的。要是企业报告的当前收入较低，股价往往会大幅下挫，提高了这些企业将来失败的几率。在这样的环境下，站在悲观或严格中立的假设基础上计算公司收入，哪怕是最谨慎的高管也会觉得这说不过去。可以预见，大多数其他公司都会在合理范围内对收入做出最乐观的估计，故此，不这么做会危及公司的发展前途。
更糟糕的是，这种局面不稳定，因为究其本质，什么样的会计判断标准可以接受，是由大环境背景所决定的。倘若所有的公司都提交乐观的收入报告，这种报告就逐渐成了“正常”报告。届时，哪怕是最谨慎的高管也将面临在报告中大幅提高收入的压力，这又为其他公司进一步弄虚作假创造了空间。
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企业生存之战牵涉到的大量因素，政府有必要加以谨慎监控，并严厉惩处违规操作行为。要求人们放弃以不当手段获得的收益是一回事，要他们在经济上自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由于许多竞争公司虚报收入的手法比不过世通公司（World），它们好些受了损失，甚至破了产（要不是因为电信行业的收入突然暴跌，世通公司至今恐怕都还高高翱翔在天际呢）。
市场上的其他各种渎职行为，都可以套用类似的逻辑。要是运动员靠服用类固醇战胜对手，而且不受惩罚，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要是纳税人可以虚报免税额又不受惩罚，许多人都会这么做。这些行为迫使他人也采取相似做法，反过来导致了行为标准的变化。
如果我们希望人为了公共利益克制自己，那么，我们必须要求当事人做出一致的牺牲。然而，要求运动员不服用类固醇，却不对违犯者加以有效的惩戒，就等于是惩罚自觉者，奖励违规者。要求纳税人如实申报，却不对申报数据做稽核，就等于是减少了不诚实纳税人的有效税率，提高了诚实者的有效税率。
在新版企业欺诈法中增加刑事制裁条款，美国国会做得很明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最近考虑在类固醇禁令中新增随机抽查、严厉处罚违规者的条款，也做得很明智。大幅裁减国税局职员，削减税务局预算，使得税务稽查率较之1996年降低了一半以上，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还得三思。
亚当·斯密本人很清楚，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并不总能为所有人带来最大利益。当个人和社会利益出现矛盾，光呼吁民众自觉遵守还不够，还需辅助以有力的惩处措施。诚如里根总统所说，“信任，但也要查证。”
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很多人谈到为什么人们自愿为总统竞选付出时间和金钱。标准的经济解释——通过政治捐赠，换得工作和合同——可以解释部分案例，可它显然无法说明，为什么还有会数百万的民众寄出小额捐款，不指望获得任何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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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肯尼迪“不要问……”的口号深得民心
传统的经济模型假设，人在狭义上都是自利的。倘若“经济人”——模型里的典型理性行为者——在人行道上捡到一个钱包，他一定会把里面的钱揣进自己兜里。他不给不再光顾的餐馆留小费。他从不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更不会匿名为选举活动捐款出力。
这种态度源自所谓的“搭便车”问题，也即理性选择论的一大基石。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经典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阐述过这个问题：就算民众跟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目标相同，在竞选活动中捐钱出力也不会给他们什么重要的物质利益。毕竟，依照法律，现金捐赠最多不可超过2300美元，所以，就算捐了最高额，也不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什么影响。同样道理，参加竞选活动的志愿工作者——哪怕他出力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到了成百上千张选票——也不可能因为选举获得什么好处。
尽管搭便车问题的逻辑看似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人们的行为却跟它的诸多预测形成了截然的对比。例如，2008年1月，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活动*获得超过来自250 000人次、总计320万美元的捐款，帮他竞选的志愿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他竞选活动也因为支持者们主动把狭义自利踢到一边，获得了类似的好处（当然，可能不如奥巴马这次来得声势浩大）。
自利模型的死硬鼓吹者有时会反驳说，因为主动参加竞选活动，志愿工作者们收获了各种个人利益。比如，他们经常碰到有意思的人，或者知悉了诱人的就业机会。至于巨额捐献者，要是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胜出，说不定会得到驻外大使或其他重要职位作回报呢。
说得没错，而且很适合形容那些竞选经费“打包工”——也即从亲朋好处筹措到数十万美元的捐款人。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款人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南卡罗莱纳州的老妇人，给自己挑选的候选人寄了三美元零一分，显然没指望来年1月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