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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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 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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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媒体选取2007年10月16日至2008年4月10日这一段时间,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赢富(TOPVIEW)数据发现这阶段上证指数从高点(6124点)一路回调,恰为检验保险资金投资理念的试金石;同时,2008年4月10日之前,赢富数据的席位号均有直接的指示作用。根据赢富数据的规定,“T”字头特指,保险、社保等其他资金席位。
    其结果是,“综合的数据显示,对于这些席位而言,趋势投资显然多于价值投资,波段操作多于长期投资”。它们成为抛空中石油,以及做空权重股的最大“空军”之一。
    除了保险资金直接入市,2005年另外一件大事便是保险资金全托管。
    在证券行业出现全行业风险之后,业内曾经有戏言称,保险业很可能重蹈覆辙。实际上,就在风险券商崩塌后,保险资金的风险已经暴露冰山的一角。2004年,先后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失陷”闽发、汉唐等券商。
    长期以来保险公司的资金运作是封闭的,好像一只阳光透不过的黑箱。连一向被认为安全的协议存款其实也有猫腻。例如,以协议存款之名,暗中操作的“委托贷款”;即使是真实的协议存款,有保险公司在将资金存入银行以后,又利用存单抵押贷款,再把资金套出来,游离于监管之外。
    如何规避类似证券业的系统性风险,监管祭出保险资金全托管。
    所谓全托管,就是保险资金交由第三方(银行)进行托管,以防止风险。全托管分为两类:“全金额”托管和“全过程”托管。“全金额”托管是将保险公司总部统一归集的资金,实施第三方独立托管。而“全过程”托管则更进一步,是从保费收取开始,按照不同保险产品,分别开设账户、快速上划资金,归集到总公司托管账户,做到统一资金调度、统一资产配置、统一投资运作、统一收益分配。
    全托管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重要性甚至和偿付能力监管比肩。
    年初之时,风吹草动。
    2005年10月,保监会于吉林召开动员大会。吉林会议第一次完整地抛出了保险资金全托管的设想,并披露了初步的时间表,即年内完成30家左右公司的全金额托管试点工作,2006年年底前实现保险资金全金额托管,2007年年底前实现保险业全行业全过程托管。
    11月,瓜熟蒂落。
    华泰保险和工商银行缔结了首张试点协议,落下了第一单。
    但是,对于全托管,争议颇多。第一个拦路虎就是成本。按照最便宜的价格,保险资金的托管费率在万分之一(0。01%)和万分之二(0。02%)之间,即使按照0。02%的标准,万亿保险资金支付的托管费也需要2亿元左右。
    首批30家试点的公司中,既有规模数以百亿计的中型保险公司,也有资产十几亿元的小公司。
    相对而言,合资保险公司和中小型的保险公司比较积极,而大型保险公司则顾虑较多。特别是“全过程”托管,大型保险公司认为实施有一定难度。
    目前主要大型保险公司采用“支公司、分公司、总公司”逐级上划的模式,保险资金层层沉淀,层层漏损。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全过程”托管要求保险公司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分支公司的保费收入通过托管银行每日直接上划到总公司,实现分支公司收入账户零余额,避免资金沉淀,提高资金安全度和使用效率。但是,其难度亦显而易见。
    面对大型保险公司的顾虑,以及市场上的异议,保监会期望以“柔手”化解。首先推动“全金额”托管,解决总公司资金第三方监管的问题;然后推动“全过程”托管,约定两年为期,留下调整时间。
    保监干部下海潮
    2005年5月27日,位于香港的中国保险(控股)的董事长之职由原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接任,原董事长杨超北上就职;中国再保险集团总经理之职由原保监会财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接任,戴凤举离任。
    稍早一些时候,保监会原监察局局长陈默已经辞职。对于他的去向,市场尚在猜测之中时,5月20日,保监会网站公布消息,批准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聘请陈默担任副总经理的申请。
    陈默,1984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之后进入保监会,离职前任监察局局长一职。
    6月份,广东保监局原副局长曾祥威辞职的消息亦不胫而走。这是两年内,继原广东保监局局长张维功之后,广东保监局递交辞呈的第二位局级干部。曾祥威也是“老人保”,彼时一直负责国际业务,2000年调任广东保监局任局长助理,2001年升任副局长,后分管财险。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已经有五名副局级以上的监管机构的官员挂冠“下海”,一时间,在中国保险业界掀起了一股保险高官“下海潮”。
    更早之前,前有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唐运祥出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总经理,后有广东保监局原局长张维功任职阳光财险,北京保监局原副局长傅安平加入人保寿险筹备组,后任人保寿险副总经理等。
    从为官至从商,心境完全不一样。
    “从我个人来讲,一直有愿望去企业。我在机关事业单位里干了23年,是该换一换角色的时候了。人生还有多少个23年?”傅安平如此表露心迹。
    对于傅安平这样的技术官员,企业是有需求的。傅安平是南开大学首届精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国内首批精算师。尽管一直从政,但是都没有远离其专业。傅安平先后参与筹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中国保监会,参与我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保险法》的起草与修订工作;参与了《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的研制工作等。
    纯官员出身下海的似乎只有刘京生。
    1978—1996年,刘京生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1996年改建,下设财产、人寿、再保三家子公司)工作,其间赴英国4年。
    刘京生其实是一位资深的监管官员。
    尚在人民银行保险司监管年代,刘京生就已经位居副司长,负责财产保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的监管工作。保监会成立之后,刘于2000年筹备保监会北京办事处任主任及后来的北京保监局局长,至2003年成为保监会财产险部主任。
    当时,保监会只有三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后面两地主政者分别是周延礼和魏迎宁。时下,周延礼和魏迎宁已经成为保监会副主席。刘京生的起点可见一斑。离开保监会之后,刘平稳过渡,主政中再,直至“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
    下海相对于从政,自有不同的诱惑。
    “我们这里的保险公司都是些全国性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他们总经理的收入也是我的五六倍,甚至七八倍”,为官者称。
    但是,市场极为担心,官员下海将导致政企不分,监管虚化。在中国台湾保险相关规定中有“三年休息期”一说,即保险监管人员需在卸任三年后才能到保险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规定。
    不过,国内保险市场的特殊情况是,除了少数人之外,尽管离开监管岗位,但是多数都没有离开国有保险的体系。
    而保监会成立之初,几乎70%的官员都是从保险公司挑选,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之间本来就有渊源。对于多数人而言,所谓“下海”,其实是“回归”。
    【注释】
    (1)地下保单,即设立在境外的保险营业机构在中国内地非法销售的保单。
    第十二章 新华局中局(2006)
    “第二个春天”。
    这年6月2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解决了困扰保险已久的根本性问题,打开中国保险业向上的天空。
    不过,距离真正腾飞之前,国内保险业仍需向下夯实基础。
    平安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历时5年,投入数十亿元,可以容纳1。2万人的平安上海后援中心,于2006年投入应用,负责平安遍布全国的3000多家分支机构的包括信息录入、财务、核保、理赔、服务等在内的后援业务。而控制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成为该中心应有之义。
    该中心亦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后援中心,总体规模位居亚洲首位,成为平安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这一年,保险投资获得巨大突破。
    多家商业股权被保险公司收入囊中。中国人寿入股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平安成功竞购深圳商业银行,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新上市银行股也被巨额保险资金染指。
    2006年1~6月份,保险资金半年的投资收益率达到2。5%,比去年同期增长0。86%,这也是近几年来保险资金在半年度投资中取得的最高收益。其中,债券类投资收益超过2%,基金投资收益超过9%,股票投资收益超过10%。
    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正式施行,我国首个强制性责任险上路“行驶”。翌年,这一强制保险制度将引起轩然大波,被市场质疑“暴利”无比,演变为第三次保险产品危机。
    借“交强险”的东风,保险行业协会统一了商业保险的条款。从2003年之前的统一条款和统一价格,到2003年费率市场化之后的“百花齐放”,再到2006年回归至相对统一的A、B、C三个条款,车险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轮回。
    其间伴随着的是从整体盈利到“全行业亏损”——青红未褪的费率市场化让保险行业体味了“由治而乱”的苦涩。
    峰回路转。作为中国财产险市场的第一大险种,车险即将经历第二次大转折。大乱之后能否大治?这成为新车险留给市场的一个巨大悬念。
    8月14日,保监会发布了我国首部规范健康保险经营行为的法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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