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世的时候，因为教书、编著获得了一些名气，行走于列国之间叫卖他的那一套标榜仁义为本的政治思想，想要捞一个一官半职实现他的治国理想。但现实却很无情，并没有得到哪一位君主的青睐，所以始终还是没有诉诸制度的设计，也就没有像样的管理制度问世。也就是说，孔子只是提供了一大堆思想的毛坯，杂乱不堪，而且最终还没有成型，所以后世的儒生将其解释得歧异互见。这也并不奇怪。
实际上，孔子这一套以“仁学”为主旨的治国之术恐怕很难付诸制度的设计，因为太主观了，没有标准，而且难免自以为是，又是一家之言。貌似轻松的坐而论道，若要行之于实实在在的管理就有点勉为其难。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不过是“仁治”与“从周”，两者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孔子希望治国者都是民众的道德模范，能够以身作则，做全民的表率。这在当时就行不通，诸侯之间没人理睬；后来也只是读书人做官以后标榜的口水，很快就流于虚伪。所以，孔夫子难免和柏拉图一样被人讥为堂吉珂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化为理想的泡沫。
民国时代，重读经典的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做了如是断论：“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不过，仁这东西，作为私人道德并不好衡量；作为社会伦理与治国原则又太笼统，既然不能行之于法，光凭道德鼓吹当然无济于事。先秦之后，法家抢了儒家之先，稳坐了一段时间的宝座，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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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1）
老子和庄子的身世已经很难考证，尤其是老子。据说老子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春秋时代，熟习旧礼，做过周代守藏室的官员，被孔子请教过有关“礼”的典故，周亡以后避官隐去，过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著书上下篇五千余言，言道德之意而去，后不知所终。先秦典籍对此也只有零星的记述，即使像《庄子》所说的老子之死，也多半被人看做是寓言而已。东汉中，道教将其神化，奉为祖师。
庄子也是“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据说做过宋国蒙地的漆园吏，楚威王重金邀请他出为相而被拒，自认为卿相也不过是郊祭之牛，宁愿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得其乐，也不想被国事牵累，断了做官的念头。
与儒家想以仁政参与治国的积极理念不同，老庄显得消极无为，而且还以柔顺保身之道著称于世。孔子施教的目的不仅是个人修身立德，还要兼善天下。老子年长于孔子，身处晚周“无道”之时，诸侯列国侵夺虐杀，君主卿相掠民伤财，王族世臣篡权弑君，苛政法令多如牛毛，深感社会###的原因不在于政府制度的好坏，而是制度本身也不足为治。所以，老子倡导“无为”的治国理想，暗贬暴君苛政，认为社会制度中凡是不利于个人的东西都应当裁抑或者减少，否则就会捉刀自伤，危及政权。
处世与治国
老子的治国之术源自于老子的哲学，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即所谓道，大道之存于天地，然后道生万物，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解读，歧异并存。因为老子身世模糊，后人难以体味其真实的意图，而《老子》一著微言大义，又以其文句洗练、含蓄、模棱两可，极富玄机而且几乎不可言说，类似于算命先生那样掐头去尾的谶纬之语，自然可以有多种角度的解释。历代学者各有自己的人生况味，理解也迥异。总之，既有处世之术，又有治国之道。――这两点倒毋庸置疑。
萧公权先生认为，“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是老子道术最简单的说明；又说濡弱谦下、宽容逊退是老学的要旨；还说天道循环，正反轮替，一言以蔽之：“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思想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这恰恰说明，老子思想的笼统与驳杂，是一言两语所难以穷尽的。从个人行事到君主执掌权柄，“勇于敢则杀”，“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几乎可以说是对君主暴政的一种警告，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弱柔足以自全而刚强必折，个人处世固然如此；而濡弱谦下之道用之于政事，则可安内和外。另外，“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不尚贤使民不争”，奉行宽容之术，不加计较君主个人的得失，不与民众争利；而且“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也”。从处世的角度说，老子是重个人而轻社会的，貌似消极，实际上消极之中饱含积极因素，因为“反者道之动”也；从治国之术来说，如果一国之君能够如此行政，就达到了他所说的清静自然、返朴归淳境界。
老子的濡弱谦下之道，从个人的处世之道来说，是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而从君主的立场看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如果治国驭民者能够奉行老子治国之术，虚君民治，放弃专制独断与强令威迫，让天下万民各行其是，各安其生，那么国家政事简单，相安两全。
到了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结果使各学派之间的融合与渗透成了一种大势。老子的一些思想与刑名之学结合而成了黄老之学。黄老学派主张清静寡欲、养神致寿等理念，进一步引申、阐发老子的论述，认为一国之君“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究竟是不是“南面之术”或“帝王之道”？是不是驾驭臣下、控制人民、巩固权势的权术呢？历代解读各异，见仁见智。老子本反对法令，而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法家诸子既学黄老道德又主攻刑名法术，更以其权势的观点阐释、批评《道德经》，韩非就撰写过《解老》、《喻老》等篇章，从君主的角度阐发了“术治”的深意。倒是庄子仍以一贯恃才放任的态度解说老子的思想，“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老庄道家渐成一股潮流。 。 想看书来
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2）
无为无不为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源于自然之道，所以教人返本，以虚无、宁一、自然为贵；其本身也有慈善、谦退、俭约、清静、质朴、寡欲等等主张，如果将其应用到国家政事之中去就是清静无为之治，所谓“清静为天下正”是也，而且“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老子的想法里，君主也应该有圣人的典范，也就是道德上应该是国民的楷模。
老子哲学如果应用到政府管理，那“无为”就是第一要义，即减少政府的功能，收缩政事的范围，最低最小就是“无为”。老子大概是觉得，天下之事，如果放任百姓自为，那就上下相安，各得其所了。如果政府动辄横加干涉，大兴土木，结果当然是劳民伤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就是“有为政治”的恶果。实际上，乱世之君难免暴政驭民。老子身逢乱世，深知苛政病民的政策不外乎厚敛、重刑、黩武三种，“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这是赋税过重所造成的社会贫富两极的现实；而严刑重罚最后总会带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反抗；尤其是诸侯争霸，穷兵黩武就会有“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在老子看来，儒家那套仁义忠孝之德和礼乐制度之文总是于事无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仁义礼节违背了自然的根本，以此救乱就是扬汤止沸。想要除去苛政暴君，只有“镇之以无名之补”，所以老子也引用先贤的语录，“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此语最能呈现清简政治的意境，而无为之治恐怕还不仅仅只是如此，因为政治的无为和有为都取决于君主及其政府管理，而政府又是听命于君主的，所以君主的个人私心是乱政的主因，所以老子认为，君主如果能减少一点个人的私心，那就少了苛税役民之政，政治清静，“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天下也就太平了。虽然人类都有贪多进取之心，但老子又认为，贪婪诈伪的行径，往往又都是因为人类智慧而引起的，所以君主想要实施自行无为之治，就必须“常使民无知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是君主的寡欲之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是君主驭民的弃智之说。然而，老子又强调，“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提倡最低限度的生活，摒弃人类文明的享受，如此的“无为”之治又实在是矫枉过正了。
有学者认为，老子的无为之治，其实与欧洲近代以来放任的自由主义颇为类似，而又与无政府主义有所区别。老子的治国之道最高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政治上的无为并非就是毁弃君臣之制，回到像禽兽一样无所羁绊的时代，而是合乎老子理想标准的社会，这就是无为之治。――无论是儒家主张的仁义之政还是法家的刑名之政都是“有为”之治。有为之治往往容易导致暴君苛政而使王朝覆亡，而老子心中的理想政治组织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