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听书？
叶：有个男生曾经一连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后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时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饭，大家就拿着马扎或是用粗麻绳盘成的坐墩到他屋里去，听他开讲。有一次我们队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来从那个男生窗外经过，只见屋里坐了一圈人，那个男生绘声绘色地讲，大家都仰着头很专注地听。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歌唱动荡的青春”（2）
我们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们学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准备上大学了，教育水平在中学生中应该算是很高的。里面有几个四中的学习尖子，其中一个过去物理学得特别好，他下工回来总爱琢磨他的锄头，在火里烧来烧去，找最省力的角度。还有一个对国际事务特别感兴趣。我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只要上面报道哪个国家，他就把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等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逐渐积了很多册，简直成了他自编的世界知识手册，他不时拿出来向大家炫耀。
我刚去的时候有什么书看什么书，两年后在村里学习气氛的影响下，开始有些计划地自学。那时我已经习惯了田间劳动，下工后仍有剩余的精力。除了下工后晚上学，冬闲白天也学。当时大学还没有招生，谁也不知道以后还办不办大学，但这没有影响我们求知的欲望。我弟弟原来是初二的，他在村里学习空气的影响下，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有个男生特别喜欢英文，带动得不少人都跟着学英文。
马：你们在乡下怎么学外语？
叶：看书，也跟着收音机学。我上学时学过3年，但当时英文不是主课，我也不太重视。开始自学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我至今对她感激不尽。我们很多人都有半导体收音机，很早我们就开始收听“敌台”。我们那个地方很奇怪，不用费劲去找，就可以收到###，BBC，NHK，莫斯科广播电台，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们就像听到了仙乐一样。
马：听“敌台”可是犯法的事情。
叶：我们只是偷偷听，不敢让村里知道。不过即使村里知道了，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有一个节目叫Special English，说得很慢，单词量限制在2000字左右，是给初学英语的人听的，有段时间讲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历史，每天讲一点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争论，讲杰弗逊自由和人权的观点。我在此之前对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听这个节目让我对杰弗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刚来美国学的是美国史，还专门到杰弗逊的家乡参观过，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间中国的穷乡僻壤，有个插队知青迷上了杰弗逊，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音乐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们村同学爱唱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叫《歌唱动荡的青春》。“动荡的青春”这几个字那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太喜欢这首歌了，把它称做我们的“村歌”。
马：我没听说过这首歌。
叶：它是不太出名，但词曲都很优美。我头一次听到是有个外村女生到我们村里来玩，她已经被招到地区文工团了，是去唱歌的。我们村的男生可能想“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动荡的青春》，结果把我给震住了。其中有一句词是“就像每个青年一样，你也会遇到个姑娘”。那些男生——我弟弟也在里面——对着一个外面来的女生直着嗓门吼出来，有点公开调情的意思。我听得脸直发烧，心想他们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啊，结果这句歌词我记得最清楚。他们的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退——我们的屋子没有纸棚，大梁就露在外面。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男声合唱。
北京市翠微、育英、甘家口等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子长县冯家屯公社李家沟大队插队落户。这是他们在住房前植树。（新华社稿）马：爱情的词就这么唱出来？真了不起。我们那些年就没唱过情歌。
叶：恰恰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最让我感动。当时在主流文化里爱情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我们村知青的“小文化”里，爱情又回来了。我们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都给翻烂了。除了外国民歌，我们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个女生爱唱《百灵鸟》，唱得特别甜，后来再听专业歌手唱这支歌，都觉得没她唱得好。
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里唱歌——那时派系还很明显。我们知青的院子在村南头，那天月光如水，他们唱到兴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里会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着一首，里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东南亚的，欧洲的。我们不唱的人在屋里听，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没有一个人说太晚了，别唱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月光音乐会。
“歌唱动荡的青春”（3）
马：听了你讲的，我真有点后悔当初没去插队，你们比我们在兵团自由多了。不过我觉得你们村跟我知道的大多数知青群体不一样，你们创造了一个小氛围。你们在思想、政治、文化和性各方面都挺解放，这是不是和你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叶：我想有关系，干部子弟比较“不吝”。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对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调的“亚文化”，就是以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随着大家下乡插队，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被带到农村来了。想起来很有意思，中国偏远的乡村给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各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知青“部落”。现在文艺作品描写知青生活，不是写怎么“革命”，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年轻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可钻的空子很多。“文革”时代充满了悖论，一方面集权政治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边缘地区”。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远离了政治中心。应该说，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边缘地带”。当然我们那样做，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
再进一步想，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重新“接轨”：读19世纪欧洲小说，唱外国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回归”。有一年夏天“挂锄”期间——我们那儿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挡叫挂锄：地里没什么活可干了，就等着庄稼的最后成熟——我和一个在雁北大同县插队的中学同学一起去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同学玩。在那儿我们听说，内蒙古很多老乡家里都有手摇唱机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旧”，并没有扫荡到这里。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一个蒙古包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已，相拥痛哭失声。
我听了泪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过后我想，为什么一支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剧烈的震荡？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记忆，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用一个“老三届”的话讲，咱们这代人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有恋母情结般的情感。其实严格地讲，这首歌最初是为比咱们大七八岁的人写的。它之所以成为咱们这代人的歌，是因为咱们和它有着“失而复得”、一言难尽的关系。
插队时，同村知青去南山游玩的照片。左二为作者叶维丽。话又说回来，我们当时那么做也是“逃避现实”。读托尔斯泰、司汤达，听###、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这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点儿“不搭界”，这样做是不是也表达了我们对得不到的东西的向往？有一年夏天我们去离村里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野景怡人，有个男生说：“咱们是澳大利亚旅游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亚”远在天边，“旅游”是多么奇怪的概念！人有时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们队的小后生想象城市里的生活一样。
1969年美国人成功登陆月球。这条消息和一幅小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一块不显眼的位置上。别人看完了报纸，随手扔在我睡觉的炕席上，我也拿起来看了看，当时没有特殊的感触。世界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很多年后，我看了一部当年的纪录片，里面美国宇航局的地面工作人员欢喜若狂、相拥而泣的镜头也感动了我。这时我想起来，我那时正每天头顶太阳、背朝黄土在修理地球。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近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我会想到“苦难”。由于在农村那几年的生活，“苦难”的感觉变得真切，因为我自己也尝到了一点儿，虽然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久。如果我读到什么东西和这个题目有关，就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没有插队那几年，我不会是今天的我，我的情感会很不一样。“人民”对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是我曾经朝夕相处的乡亲。直到今天，提起上河西我会脱口而说“我们上河西”。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村子是“我的”，这使我感到我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我初到村子的时候18岁，离开时23岁。从年龄来讲，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上河西度过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歌唱动荡的青春”（4）
一方面这样的经历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永远呆在农村，这就是矛盾。在村里的头两年，我眼见亲手种的幼苗长成庄稼，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悦：这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但后来年复一年，日出日落，重复同样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