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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形的墙（2）
上河西女生在宿舍前合影。前排右一为玉诺儿，她是大队派来帮助知青做饭的“女儿”。后排右二为作者叶维丽。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得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后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茭窝窝，稀的是玉茭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卜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一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后女生都红润了一些，男生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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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动荡的青春”（1）
叶：那几年在我们村知青中，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插队的几年贯穿着一条“爱情红线”。一帮青年男女朝夕相处，身在两性文化相对开放的乡间，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各种各样的“罗曼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村最后成全了5对知青夫妻，到现在他们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开玩笑说，上河西“宜婚”。当时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没被拴上爱情红线，而且因为我哪派也不是，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灵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知青之间有性关系时的震惊。
马：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我们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们7队的饲养房背靠背。一天我听队里老乡说在饲养房院子里发现了避孕套，说一定是“学生们”用完了顺手扔到墙这边来的。
马：老乡们居然知道是什么。
叶：就是啊，我就是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听说以后一下子觉得乌云蔽日，天昏地暗，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3天。从来没有一件事给过我这么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么大的刺激都没让我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关心是谁，但一旦知道身边知青中有人这样做，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是“文革”中“性”变得极为肮脏吗？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乡之间的种种“故事”。
马：我不知该怎么帮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反应。“文革”中“性”变得不但肮脏，而且可耻。不过在我听来，你们插队的可真够开放的，我们在兵团要单纯得多。你说你在知青群体之外，这也让我难以想象。对我来说知青群体特别重要，我和几个知青朋友的友谊是我插队的最大收获之一。
叶：其实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做派，但是在政治观点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里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后来陆续有人去当兵或进工厂，知青人数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为终生好友。在性的问题上，我后来听到的多了，也不再大惊小怪了。村里的知青也不都是干部子弟，什么“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锅”吃饭，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们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认同，是在广阔的农村形成的。
我不喜欢知青之间无聊的派系之争，但我们那儿比较“自由化”，政治上一点儿都不“左”，这是我喜欢的。林彪事件出来后，大家都觉得出了一口气，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说话也随便了，有时会在一起骂骂江青、张春桥，因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后来上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不但不纠“左”，反倒继续反右，大家议论起来都很不理解。陈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这些“子弟”们对上层政治的变化很敏感，因为它和他们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无论我如何觉得自己站在“外面”。
新疆塔里木垦区落户的知识青年正在挑土造田，要变荒野为良田。（新华社稿）另外，我们那儿的学习气氛也很浓，这使我得益不少。
马：你们还能学习？学什么？
叶：有个同学带去他爸爸两大木箱的藏书，其中很多是经典名著，俄罗斯19世纪小说什么的。他父亲在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记者，因为去干校，北京没家了，只好让孩子把多年的藏书分散带走。除了这两大箱子书，知青之间还传看别的书，有时村与村之间互相交换。有一次从外村传来一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我一夜没睡看完了。我们刚去的时候点油灯，晚上看书很费劲。后来一个男生帮助村里“拉”上了电，晚上就能看书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听过书。
马：听书？
叶：有个男生曾经一连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后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时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饭，大家就拿着马扎或是用粗麻绳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