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但后来年复一年，日出日落，重复同样的劳动，生命好像停滞了，浪漫的情怀逐渐消失，我在心里常常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
在农村待的时间越长，我对学习的渴望就越强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好像什么东西在心里烧，让我焦躁不安。1972年曾经有过一次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大学刚刚开始恢复招生，一位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来到村里，认真召开了两个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和知青会。两个会都推荐了我。我们队的老汉推荐我是看我干活“实诚”；知青们很实际，谁家问题解决了谁就走，我父亲那时已经“解放”了。我满心欢喜，终于又能上学了！没想到最后发通知的时候，别人的都来了，就是没有我的。
我风尘仆仆走了30多里路到县城去了解情况，没人告诉我是为什么，我只好专程回北京找北大的那个招生老师。他说：“是因为你的日记。”我一听完全蒙了，“我的日记”？！后来才明白，“文革”时我父亲部门抄我们家，顺手拿走我的日记，我居然多年来毫无察觉。这本日记被我父亲的“专案组”做了一个“反动日记”的“结论”，跟着我来到山西，和我的档案一起放在公社办公室，在关键时刻“浮出水面”，成为我那年没能上成大学的原因。后来我父亲多次跟我说，若不是他在抄家前早已把最“尖端”的部分撕掉，我有可能因为这本日记而坐牢。
1973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有中央文件说要清理档案中的“黑材料”，这本日记才被从档案里拿出来退还给了我。我拿在手里一看，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阅过，上面有脏兮兮的手印，还有划的红线和夹的纸片。这本日记不光写着我在“文革”初期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还写着我在十三四岁少女时朦朦胧胧的感受。拿着这本日记我突然觉得它很脏，像一个久不见面的被人强暴了的老友，后来我觉得被强暴的就是我自己，我在心里用了“强奸”这个词。我请妈妈把它收起来，再也不想见到它。
日记的问题解决了，1973年夏天我又争取上大学，那一年我走成了。临走之前我去找村团支书，他是我们队的大后生，叫“布锁”。我说，布锁，我要入团。布锁给了我一张申请表，我填好了交给他，就算入团了。团组织平时没有任何活动，要不打听我都不知道老实巴交的布锁是书记。要回城了，我隐约觉得需要一张“团票”，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做法太有必要了。
这时候村里知青差不多都回城了，偌大的知青院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我们一排10间屋子，开始的时候三四个人住一间，这时一个人住一间还绰绰有余。早几年我们在院子里种过菜、养过猪，这时院里长满了没膝的野草，一派荒芜。走的时候队里派了一辆大车送我到县城去坐火车，我一直冲着村子的方向坐着。我们村对面远远的有两座大山，一座叫馒头山，一座叫草垛山。老乡的解释是，“人有馒头，牲口有草垛”，多么实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见村子了，我就望着远方的山，心里在想这些年来什么都没为老乡做。我带着这种深深的歉疚离开了上河西。
当时没有想为什么我们知青能走，而老乡就得锁在土地上，没去想这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城乡不平等。我在外村搞“一打三反”的那年冬天，认识了村里的小学教师。他是本村人，很聪慧，我们很谈得来，分别的时候两人都觉得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我感到一种很朦胧的东西，触到内心深处，我对村里那些“门当户对”的男知青没有那样动过心。后来他专程到北京看过我，那时他已经结婚了。我们的情谊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说到底，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中间隔着深深的鸿沟。
90年代我曾两次回村。第一次是自己回去的，第二次是和几个同村知青一起回去的。高典老汉已经不在了，高典老人得了中风，行动不便。第一次回去是搭便车，在村里待的时间很短。在短短的时间里，高典老人的孩子们七手八脚，端出了一桌有模有样的饭菜，有饺子，有熟肉，甚至还有啤酒，这在当年完全不可想象。高典老人家在村里属于中下等收入，看起来老乡们的生活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有的家庭甚至有了电冰箱和电视机。也见到了“老懂”，他已经从后生变成了老汉。他文绉绉地对我说，“你回到第二故乡了”，弄得我眼眶发热。问起来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我们生活在石器时代。”我听了有些惊讶：为什么老懂会这么说？要说“石器时代”，我们在的时候离那儿更近呀。后来我反复琢磨，是不是因为比较的参数变了：当年仅仅跟几里外的邻村比，现在打开电视一看，美国人、欧洲人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自己，就成了“石器时代”。。 最好的txt下载网
“歌唱动荡的青春”（5）
又过了几年，我第二次回村。那次和别的知青一起在村里住了几天，发现村里变成了“动物世界”，满村跑的鸡、鸭、鹅和大牲畜，到处是它们的粪便和饮水的水塘，人没有下脚的地方。老乡致富的主要手段是养奶牛，8里外的山阴城建了个奶粉厂，生产“古城牌”奶粉，据说在北京都有卖的，厂里每天早上来人到村里收购鲜奶。富裕的人家养着七八头奶牛，他们住的房子高大宽敞。村里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东一处，西一处，似乎毫无规划。原来村里还有个可以被称做“社区中心”的地方，在“吕祖庙”的附近，是一片空旷的场地，有个旧戏台，开个会、看个露天电影什么的都在那儿。下了工，如天色还早，有些男人也喜欢到那儿圪蹴，抽袋烟，说说话；待嫁的女儿们，也会在那儿来回走走，炫耀她们的新衣。现在在村里转来转去，不但找不着下脚的地方，也找不着“中心”了。原来大队有个办公室，里面有部手摇电话，还有过期的报纸，听说现在村里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了，村委会还欠了村民们好几万块钱。但村支书家很排场，不睡炕了，里屋摆着一张漂亮的席梦思床。我们几个开玩笑，说是三星级宾馆的规格。村里“先富起来的”有两种人：干部和“能人”。
1997年原来在上河西插队的知青回村留影。左三为当年的生产队大队长，左四为作者。右一的房子是当年作者居住的房间。我们到当年的知青院去“凭吊”。院墙已经不见了，10间屋子只剩下两间，恰恰有我曾经住过的一间，东倒西歪，破败不堪。俱往矣。
多少年后，考古工作者如果想找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插队知识青年”的物质遗迹，恐怕会有难度。上山下乡的“大潮”退去之后，“沙滩”上留下了些什么？我们的“非物质遗产”呢？
当年的大队长老蒋，现在一口牙没剩下几颗。老蒋中专毕业，“三年困难时期”返乡，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说每次报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他都在上面找上河西知青的名字，觉得男生里面一定会有人当上了大官。并没有。
老蒋一直把我们送到县城岱岳。在饭馆吃饭时他喝醉了，说了很多话。他大骂现在的村干部，说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一点儿也不给老百姓办事。还说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头了，再走下去，从生产到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从他的话里，我感到他对“共同富裕”的理念还有一份执著。他希望我们对村里下一步该怎么办出出谋、划划策。没有一个人接他的话茬儿。
老蒋又跟着我们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站台上只剩下老蒋一个人，他向我们摆手道别，他单薄的身板离我们越来越远。和1973年离开村子时一样，我感到深深的歉疚。
我们回村找寻的，是自己逝去的青春。我们并不真正关心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和他们的命运。说到底，还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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