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将上来，将死人的脑浆收集起来，包好带走。这群人里我看见了我们七队一个社员。
在此之前我连死人都没见过，如今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看到了似乎在蒙昧蛮荒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此后的若干天，我几乎天天夜里做噩梦，血腥恐怖的场面挥之不去。
后来我听老乡说，用新鲜的人脑浆治疗毒疮是当地人相信的偏方，这个说法让我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咱们中国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现代”观点看十分野蛮残酷的治病办法。我们队那个社员长年累月长疮，让他不堪困扰，有时他会用很脏的布把长疮的部位包起来，让人看着就很难受。村里有两个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会简单的针灸，备有一些常用的西药，还种着一块中草药地，但他们显然治不了那个社员的顽症。野蛮的办法不但和愚昧有关，也和无助有关。
公审大会过了很久，老乡们还在惋惜那个被枪毙的大后生，念叨他是个多么好的“受苦人”。
“七尺灰”
叶：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7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背地里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这个人个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个子的坏蛋”。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
1972年，北大荒军垦战士在沼泽地修筑公路。（新华社稿）“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受死？
叶：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后，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们尤其不好好干。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等大伙过来。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一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无形的墙（1）
叶：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后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5口人在3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