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左宗棠仍然拒绝了这个诱惑。
胡林翼也写信来了，帮那些要聘请左宗棠的人说话。胡林翼始终保持着一副热心肠，力挺挚友左宗棠。可惜他自己只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中央一级的组织部门推荐一名县级干部去当部长以上的大官，不然早就给皇帝写推荐信了。
对所有这些邀请和劝说，左宗棠一概拒绝。他说，他要“自此匿迹消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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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的最后一个月，清廷侍郎宋晋请派湘军援助安徽。他说曾国藩身负时望，大家都乐意为他效力，朝廷应该命令他率领水师北上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一起，水陆夹击太平军。
文宗下诏催促曾国藩率领水师北上洞庭湖，进入长江，收复安庆。曾国藩的水师正在成型之中，他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
他说，眼下的情况，当然是庐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所以，目前必须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于是他写信给吴文镕，说湖南湖北两省以坚守省会为主，等到水师练成之后，才可以向东进军。
文宗见曾国藩一再推延出兵的日期，十分焦急，手书一道诏书，说安徽省急待援救，如果曾国藩偏执己见，便会延误战机。年轻的皇帝说：我看了你的奏章，要把几个省的军务，由你一人担当。试问以你的才力，能够担当下来吗？你能主动承担重任，是那些胆小害怕的人无法相比的。但是你既然把大话说出口了，就要全部做到，你去办给朕看一看！
文宗在诏书中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曾国藩自然能够掂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文宗的语气，哪里还像是皇帝的诏书啊？简直是朋友之间吵嘴！这个二十二岁的满清皇帝，如果脱下龙袍，在已过不惑之年的曾国藩面前，充其量只是一个晚辈的学生，只能问计和依赖于这位湖南的师长。但他坐在龙椅上，出言无忌，一针见血，指出曾国藩的野心。曾国藩所关心的，确实不是某一个省的战事，他是想把消灭太平军、攻进金陵的大事一肩担当！
曾国藩既然向文宗夸下了海口，出兵是难免的了。但他确实有实际的困难。新募的湘勇训练不够，正在省内分头攻打会党，没有得到休整，军饷也很匮乏，武器、旗帜和军服都很简陋，所以他还是不愿带兵出省作战。他还要等一等，直到他有把握出师告捷的那一天。
王錱却总是跃跃欲试，企图带兵出省。曾国藩本来想把王錱当作湘军的大将，而王錱动不动就要出兵，心高气傲，不听指挥，所以他干脆让王錱独立于自己的体系之外，让他自行其是。他说，王錱有自己的志向，很久以来就不愿听他的调度。根据观察，这人过于自负，似乎适合于去剿土匪，而不适宜去对抗太平军这样的大敌。
曾国藩把湘军合并为十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统帅中营，王錱统帅左营，邹寿璋统帅右营，塔齐布统帅另外两营兵勇，周凤山和储玟躬也各自统帅两营，曾国葆统帅一营。
在这个过程里，曾国藩淘汰了王錱招募的部队，王錱对此大为不满，此后还发生了一些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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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既然在文宗那里拍了胸脯，就积极地为湘军出征做准备。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这段时间他确立了湘军的营制，对于湘军日后的作战，具有极大的意义。甚至有人说，湘军之所以能打胜仗，多半是占了营制的优势，善用兵法还在其次。 。。
1853年，咸丰三年（29）
太平军与清军爆发战争后，清军调发军队上前线，但绿营将帅们都不懂营制，而是临时拼凑一支部队，依照惯例领取武器和军械，铁锅、帐篷、铁锹、斧头和枪矛，质量粗劣，因久未使用而生锈了，刀锋也钝了，简直派不上用场。
这时候，地方上也忙成一团。州县派出民夫和牲口运送物资，将领们大咧咧地坐在车马上，住宿时要下榻公馆。士兵们只能步行，扛着一枝长矛，靠在民家和旅店门口，居民和旅客都很害怕，恨他们迟迟不走。
到了前线，与起义军遭遇，部队修筑军营，士兵们不肯下力，壁垒的高度还不及肩膀。商贩们在军营前往来，阻塞道路，杂乱喧哗。清军的十支部队，有九支部队都是如此。
一些清军将领，也懂得约束部队，想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有些将领甚至很想统一管理，但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统辖的关系，禁令无法执行。只有满族和蒙古族的部队稍为整齐，但他们骄横傲慢，言语不通，有人死亡，立刻就要奏报上去。这些将领出身尊贵，总督和巡抚无法统领，所以不轻易调发，出征的多是绿营常规军。
清军存在这样的弊端，民间只知道他们侵扰百姓，增加百姓的负担，都不为他们上战场送死而心生怜悯。于是出征的将士仇视百姓，在起义军没到的地方抢掠，百姓们怨声载道，纷纷躲避清军，欢迎起义军。
江忠源创建楚军时，带领三百人跟随乌兰泰，不能形成营制。后来江忠源官居高位，手下的兵多了，却还是沿用旧军制，没有进行体制改革。
曾国藩组练湘军，毅然以募兵法取代抽调法，不用职业官兵，只用儒生率领农民，各自成为一营。搜求考证过去的规则，古今的章法，都没有可以仿效的，唯独戚继光的兵书，切合时事，非常适用，于是按照他的营制变通实行。
湘军是异军特起，各支部队之间，以及湘军部队与清军的部队之间，互相都没有统辖关系。如果让湘军接受其他将领的节制，关系就会闹僵。不是创立部队的将领，部队就不能隶属于他。
后来湘军大举出征，取得战果，王錱、罗泽南和胡林翼分别将他们的军营制度撰写成书。王錱自序，夸耀自己的作品，说是千万不能落到太平军手里，然而他所写的，都是家喻户晓的内容，只是别人无法简单模仿罢了，因为优良的营制要发挥优越性，还必须训练军士。
湘军的创建，本来是为了消除绿营常规军的弊端。曾国藩统帅湘军，最终成就了功业，却从来不以精通军事自诩。他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就是擅长训练部队。湘军自创建以后，一直服从上级，遵纪守法，热爱百姓，就是训练的结果。
曾国藩说，考察一名将领治军是否有方，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列队时，军号吹响三遍，看看军士们是否神情严肃，成群结队地跑出来，就知道这支部队能否打胜仗。这就是营制与训练相结合的好处。
湘军的营制，借鉴了罗泽南、王錱和朱孙贻的经验。湘乡勇的营制规定一个营的人数为三百六十人，后来大举出征时，有些营的人数增加到五百人，多了一百四十人。湘军把五百人的营称为大营，把三百六十人的营称为小营。
湘军陆师的一个营，下辖四哨和六个亲兵队。每哨又辖八个队。队就是基本单位，由十人编成。每队还设有一名斯养，加上队长，就是十二人，属于正常编制。
每哨的八个队，军械武器的配备，不是完全相同的。分别如下：第一队和第五队配备抬枪，第二队、第四队、第六队和第八队配备刀矛，第三队和第七队配备小枪。抬枪队中，如果抬枪很重，就增加两人。所以八个队共有一百零六人，由哨长指挥，因此一哨的人数，加上哨长，就有一百零七人，委任哨官率领。
每营有六队亲兵，队长和斯养的设置，按照哨的编制，每队十二人。亲兵的军械武器装备如下：第一队和第三队以炮为主，第二队、第四队和第六队都配备刀矛，第五队配备小枪。六队亲兵总共七十二人，不设哨长。这些亲兵，和四哨的四百二十八人，都由营官统领，所以说一个营共有五百人，而哨长和营官没有计算在内。书记和医匠，或有或无，由营官决定，费用在公费中开支。
1853年，咸丰三年（30）
湘军各队武器的配备，已经包含着阵法和战法的考虑。在作战中，持不同武器的单位将各司其职。
每营的用具，由哨和队来预备。军用物资，在建营时就会配给，旧了或坏了，由营官修理，修理费在公费中开支。铅弹、药品、绳子和帐篷，却可以随时领取。
帐篷的配给是定量的。营官配给十顶帐篷，八顶夹层的，两顶单层的。哨官配给三顶帐篷，一顶夹层的，两顶单层的。亲兵队配给两顶帐篷，一夹一单。每哨的各队，也是配给两顶帐篷，但都是单层的。每个营配给的帐篷，共有八十顶单层的，十八顶夹层的。
湘军中随军配备了搬运工，叫做长夫。所以，湘军所到之处，不许征用民夫。辎重、军装和行军粮草，都由长夫运输，每一百名军士配备三十六名长夫。按此计算，每营五百名军士，配备的长夫不能超过一百八十名，也不能人数不足。如果在行军时去拉夫，便是犯了死罪。
部队开拔时，由三百五十名军士准备兵器，另外的一百五十名军士监督长夫，保护军用物资。行军时，前面有探马，后面有押帮，都是以营为单位，不会交错。
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天行军的路程为三四十里，不能超过里程。部队黎明出发，天黑前休息。行军不能太快，休息时不可懈怠。他说，行军速度太快，军士就会得病；休息时懈怠，部队就会散漫。曾国藩认为，部队虽强，但久不作战，必然荒废。他说，他宁可指挥老百姓，也不愿率领一支陈腐的部队。养兵千日，无异于自找麻烦。
曾国藩规定每天行军的里程，经过了较为精确的计算。军人步行，大约两个小时行军十五里。天冷时，白昼较短，行军比较轻松。天热时，白昼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