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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四川，近年已经肃清了本省，并在协助接济外省，也是财力空虚。成都距离云南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力派得多，则军粮的运输极为艰难；兵力派得少，又很难制服回民武装。即便是竭尽四川的力量去支援云南，恐怕还是不够的。何况四川北部的保宁和龙安，必须驻扎重兵，防备甘肃的造反武装，四川南部的酉阳和泸州，也必须驻扎重兵，防备贵州的造反者。所以不可能专门图取云南，而放弃其他防地。
然而云南孤悬南陲，只有四川距离较近。昭通与东川二府，康熙以前本来隶属四川，雍正年间才隶属云南。要进军云南，除了四川，别无下手的地方。倘使四川总督能够兼任办理云南省军务的职衔，或者干脆前往叙州，驻扎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为云南提供四五万两银子的军饷，那么云南巡抚林鸿年进驻昭东，也就有恃无恐了。而跟随进入云南的文武官员，可以免掉有去无归的担忧，才能树立杀敌立功的信心。
几个月以后，如果巡抚能在昭东立稳脚跟，梳理政务，云南百姓感到天子没有遗弃这个偏远的省份，相信巡抚能够保障本省的安定，就会相继返回家园，共图对付造反者的办法。然后开设铜厂，兴办铸造，制造战船，以利转运物资，或许可以挽回全局。这是治理云南的办法。
曾国藩又说，张亮基打算在江苏和安徽征兵，林鸿年打算从长沙分取军饷，虽然用心良苦，但是难取成效。如果朝廷采用他提出的办法，责成湖南巡抚办理贵州的事情，责成四川总督办理云南的事情，那么甘肃的军饷，就应责成江苏、江西、浙江和湖北四省筹划。他和其他臣子决不会推诿。
在曾国藩上疏清廷的时候，李瀚章得知太平军余部汪海洋等人驻扎在福建和广东边境，提出四省合击，湖南再次扩军。巡抚派陈士杰率部从桂阳前往仁化，派王永章率部从宜章前往乐昌，派张义贵率部驻扎郴州。 。 想看书来
1865年，同治四年（7）
由于四川没有战事，骆秉章派兵增援贵州。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南布政使，但刘岳昭仍然无法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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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清廷是否将支援贵州的责任交给湖南巡抚，只要贵州有了战事，湖南照例会派兵增援。5月27日，湘军出境，攻打贵州的正安，以援助遵义。
凤凰人张文德时任镇远镇总兵，奉劳崇光之命，回湖南招募勇丁到贵州作战，成为湘军将领。他率领湘军攻克荔波和独山以后，回到凤凰为父亲守丧。
鲍超的部队5月份奉命从江西开往甘肃增援。鲍超请假回到四川奉节，派总兵冯标等人率领前军抵达湖北金口，等待湖北的军饷。湖北官府没有按时发放军饷，又不准湘军进入省城，让他们长久驻扎金口，军士们怨气冲天，冯标等人无法安抚。
鲍超的部队号为“霆字营”，收编了许多投降的太平军，他们早就不乐意西征，便鼓噪哗变。他们一路抢掠南行，打算与福建的太平军余部会合。
霆字营剽悍有名，各路清军畏惧这支叛军，甚过畏惧太平军。叛军返回江西，于5月20日袭击袁州。袁州守城官员被关在城门之外，江西西部为之震动。
沈葆桢因母亲患病请假回乡以后，又遭母丧。代理巡抚孙长绂上奏，极力请求清廷重新起用沈葆桢。清廷批准，但沈葆桢辞谢。清廷派刘坤一代任江西巡抚。刘坤一曾率领湘军久在江西作战，和这里的湘军将领们都很熟悉。大家十分欢迎他的归来。
王开琳派驻永定防备太平军的部队，被汪海洋的部队包围，随后丢失了军营。而叛军从袁州南下吉安，然后西进湖南攸县，袭击安仁，向南而去。
与此同时，湖南派出的湘军攻克了贵州镇安，刘岳昭率部驻扎贵西。李瀚章正在筹划四省联防汪海洋，没料到霆字营的叛军突然杀了进来，不得不集中兵力对付。
湖南驻军人数众多，叛军都能冲突而过，首先打败赵焕联所部，刘德谦率部阻击，晚了一步，叛军丢弃掠夺的财物向西而去。刘德谦军收捡了赵焕联部的大量军械。叛军到达桂阳县，遭到陈士杰部阻击，大败而逃，进入江西南部。
左宗棠看清了对福建的太平军余部作战可以速战速决的局势以后，湘军和湘淮军果然节节获胜。
汪海洋所部为了突破湘军的围堵，于5月19日攻打永定东北方不远处的湖雷，广东南海人康国器率部拦截，拆毁罗滩桥。太平军分七路扑来，汪海洋亲自在狮龙岭排列阵局，所部都是死士，旗帜漫山飘舞。
康国器说：“贼寇的精锐都集结在这里，若能将之打败，余部必然逃走。”于是修筑壁垒，挖掘深沟，等待太平军懈怠，才趁机出击。
康国器部首先击破太平军的伏兵，然后分道猛进，斩杀几千人，缴获了全部辎重器械。汪海洋再一次逃脱。
李世贤所部从漳州向西奔走，在塔下遇到康国器部。康国器纵兵出击，两万名太平军投降。
郭松林和曹仁美所部于5月21日攻克漳浦和云霄，高连升所部攻克平和。
此战以后，曹仁美卸甲归乡，将所部交给哥哥曹仁贤统领。
第二天，高连升所部将太平军追赶到大溪，接收了几千名太平军投降。王德榜将太平军追赶到广东大埔，天国天将郭扬维率领四千人投降。
5月25日，郭松林所部攻克诏安。
5月26日，康熊飞和王开琳的部队在剑滩攻击太平军，接受一千人投降。
5月27日，刘典所部在永定击败李世贤的部队，张福齐接受一万人投降。王开琳收获更大，有两万四千人向他投降。
6月6日，丁太阳谒见刘典投降。
6月11日，郭松林所部攻克云霄和岳坑的太平军营垒。
6月13日，高连升在武平击败汪海洋部，迫使他们进入广东。
至此为止，福建已无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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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一名敢于向清廷说“不”的大臣。如果他在率领湘军对太平军作战时老是对清廷惟命是从，那么他本人恐怕早就步了江忠源的后尘，而他的部队也无法不断地壮大。不过，曾国藩对清廷说“不”自有一套艺术，令皇上也对他无可奈何。
曾国藩不以口才见长，与人面对面地交谈也许不是他的长项。但是他写奏章的功夫却是堪称一流。他在奏疏中入情入理的遣词造句，使他能够说服天子，或者令天子尽管窝着一肚子火，也不得不屈从他的意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65年，同治四年（8）
曾国藩于6月份就镇压捻军的问题上了一道奏疏，再次很委婉地对清廷说了个“不”字。
他说，僧格林沁是督兵重臣，骤然捐躯，远近人心大震，而捻军的气焰大长。朝廷责成他迅速攻击捻军，但他有几个困难，很难迅速投入作战。
首先，金陵只有三千名湘军护卫，此外只有刘松山在宁国的一支部队可以调用。如果湘军军士们不愿北征，他就只能酌情带上几名湘军将领，另外招募徐州勇丁，按照湘军的基本模式，开创齐兖军队的局面。这样做，需要三四个月才能训练成一支军队，所以无法迅速投入作战。
其次，捻军战马极多，驰骋平原，军锋十分锐利。他不能让步兵去与捻军的骑兵硬拼，打算派人前往古北口采买一千匹战马，加以训练。这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无法迅速投入作战。
再者，要想阻止捻军北上，只有依靠黄河天险。如果兴办黄河水师，也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就绪，所以无法迅速投入作战。
接下来，曾国藩总结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在于急于求成，为自己不能迅速用兵提供佐证。他说，僧格林沁忠勇绝伦，妇孺皆知，中外传诵。僧格林沁领兵追逐捻军，每天行军七八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然而步兵跟不上骑兵，驽马跟不上良马，部队的行程势必参差不齐。听说僧格林沁在4月份驰抵汶上，步兵过了七天才抵达兖州，骑兵也有迟了三天才到达的。行军太快，势必无法自带军粮，也不能埋锅造饭。只能行文通知州县，令地方官供应面饭。各地遭到兵燹，都有困难，地方官很难提供几千人的餐饮。又因为仓促间接到通知，家丁已经逃匿，无处可寻，或是处在两县交界之处，地方官彼此推诿。将士们有的争先，有的落后，有的饿着肚子，有的却能吃饱，情况不一，有的甚至连续几天吃不到一顿饭。部队因此而难以整齐，行军因此而能够神速。
曾国藩说，他的部队行军，每天都要支架帐篷，埋锅造饭，不向州县官员索取粮食。按照古代的兵法，每天只行军四十里，或者二三十里。李鸿章的淮勇也仿照湘军的办法，因此能够步步稳妥，而因此也就行军迟缓。
曾国藩又说，一年以来，僧格林沁的部队转战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和山东五省，而要他来对付捻军，不可能像这样处处兼顾。如果他在徐州设立大营，那么在山东方面，他只能负责兖州、沂州、曹州和济宁四郡，在河南方面，他只能负责归德和陈州两郡，在江苏方面，他只能负责徐州、淮安与海州三郡，在安徽方面，他只能负责庐州、凤阳、颍州和泗州四郡。这十三个府州，纵横千里，是捻军出没最熟悉的地区。将这些地区交给他督办军务，而其余地区则要责成各省的督抚，各有专门的防地，军务才会有所归宿。
曾国藩说，捻军已经成为流动的造反武装，朝廷应该训练固定驻防的部队，才能对付不定的敌人。现在刚刚失去了僧格林沁这个大帅，强大的敌人正在扩张势力，他自己无法迅速增援山东，也无法兼顾畿辅，谋划如此迂缓，骇人听闻。但他经过几天的考虑，认为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了。
曾国藩指出，清军必须扼守要冲，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和徐州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如果随流动的敌军而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