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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命何其宝贵。不到万不得已，岂可轻生？
所谓万不得已，就是到了只有献出生命才能证明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时候。
一切生命体都是要死的。在死与不死的问题上，我们其实并无选择。所能选择的，只是为什么而死，和怎样去死。用这篇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挺起头颅奔赴危难是死，死得壮烈死得光荣死得重于日曲卡雪山；伛着腰杆畏缩不前也要死，却死得窝囊死得糊涂死得轻于绿豆雀羽毛”。无论何去何从，为什么死和怎样去死，都是我们在生死问题上惟一可以做出的选择，因此没有理由浪费这一权利。
问题只在于，怎样才是“死得其所”？
或者说，做出牺牲，究竟值也不值？
从世俗的眼光看，索坨和霞吐的生命是不等值的。一个风华正茂，前途未可限量；一个风烛残年，死亡只在旦夕。于理于法于惯例（尽管这惯例是豺群社会的），都该霞吐去当苦豺。况且，如果每次都让年轻壮豺去牺牲，则豺作为一个物种还能不能留存，也就成了问题。因此，豺群社会的制度，作为族类生存的需要，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故而虽然无情，却有理。由于它世代相传众所公认，所以也合法。
但是，索坨无理非法的异常之举，为什么不但没有引起公愤，反而受到了普遍的崇敬呢？这是因为，在科学和逻辑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即道德和情感的原则。人不同于机器，没有谁为其事先设定程序。所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往往表现在其非程序性的行为中。惟其如此，他能选择。因为选择就是非程序性和超程序性的。如果程序既定，无从更改，那就不必费心选择了。
这就告诉我们，当选择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时，对立双方的合理性和功利性一定是“二律背反”的。我们的选择，只能超越逻辑和功利，也只能以道德和情感为原则。
索坨正是以此为原则进行最后抉择的。不是背叛豺群，也不是逼死豺娘，而是代替豺娘去英勇赴难。这个决定，也许不尽合理（科学、逻辑），却维护了正义，维护了群体，维护了道德，维护了良心，维护了亲情，我们也就不能不为之赞叹！这一选择的直接结果是：索坨的母亲——豺娘霞吐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石洞口前，心甘情愿地去充当必死无疑的炮灰（苦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儿子也为群体换取生存。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豺娘辉煌得“就像是太阳的一块碎片，就像是天宇吐出的一团霞光”。
道德和情感终于战胜了利害，战死的霞吐和未死的索坨都获得了永生。因为他们都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证明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明明无论怎样都只有悲剧结局时，人们仍不肯放弃选择的权利，还要在最后关头再选择一次。难道不正是为了通过这最后的选择，来证明自己无愧于生命，无愧于人生吗？
而这，正是《暮色》给我们的证明。
我还要说，这也是人的证明。
注：本文原载1992年第3期《芳草》，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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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思就是外婆的味道
离开长沙那年，我六岁。
六岁的孩子记事不多，就连我家是住在韭菜园还是贺家塘，也记不住。只记得舅舅家住马益顺巷，因为成年以后还去过。外婆家住的地方，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屋里玩，每周一次。妈妈是外公的长女，我是外公的长外孙。外公早逝，我没见过，只见过外婆。外婆是妈妈的继母，对我倒是不见“外”，当亲外孙疼，好像比对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还疼些。长辈们说那是因为我长得乖巧。这也未必。反正外婆喜欢我，每次都要为我做一道菜——辣椒豆豉蒸腊鱼。这菜百吃不厌，因此老惦记着去看外婆。
临走那天，到外婆家告辞，照例吃了辣椒豆豉蒸腊鱼。吃完饭，表弟送我上火车，一路走一路哭。表弟叫周奋生，小我一两岁，是兄弟也是伙伴。伙伴走了，没人跟他玩，自然要哭。我去武汉，没有辣椒豆豉蒸腊鱼吃了，也哭。后来回长沙，点过这道菜，仍然好吃，但没有外婆的味道，表弟亦不得其祖母真传。表弟现在也做外公了，不亦乐乎。他让小家伙叫我“diadia”，小家伙不叫，说是“不像”。其实我看表弟，又何尝像外公？
除了到外婆家吃鱼，上街吃粉也很开心。那时不像现在，上街吃饭稀松平常。当时要说下馆子，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尽管不过只是吃一碗米粉。何况长沙的米粉是何其好吃啊！汤好、粉好、浇头好，品种又多。不过我的偏见，是吃面可以随意，吃粉就一定要牛肉的。滚烫地端上来，稀溜稀溜吃下去，真是大快朵颐，身心俱泰。所以现在我回长沙，早餐仍不肯在酒店吃，要到街上路边吃粉，就像我回武汉一定要在路边店吃热干面一样。
武汉的热干面和长沙的牛肉粉，都是我的最爱。武汉也有牛肉粉，也极好吃。但如有可能，还是面吃武汉的，粉吃长沙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有许多湖南米粉店，现在似乎少见了。武汉也有牛肉做得极好的，比如汪胖子牛肉馆，哈胖子牛肉馆，现在也不见了。不过我在北京已经发现了正宗的长沙米粉，这可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可见乡思无处不在，乡愁也有法可解，虽然未必都有外婆的味道。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园茶”。此茶的做法，好像是用瓦罐煮茶，倒进碗里后再加芝麻、黄豆、盐。吃的时候，要将芝麻、黄豆和茶叶一起吃下。这种吃茶的方式，不知是不是长沙的，但肯定是湖南的。小时候我在长沙吃过，因此记得。
第一次吃家园茶是在哪里，记不清了。可能是在伯父家，也可能是在姑爹家。姑爹和伯父都是有学问的人。姑爹在湖南大学，伯父在长沙一中。伯父易仁黄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夏鼐、吴晗，翦伯赞先生同学。他老人家熟读二十四史，但述而不作。一肚子学问，便只能讲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伢子听，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长大以后，与伯父见过多次，每次都能听他老人家讲史，但每次都只是听听而已。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初如果好好听，用心听，到《百家讲坛》岂不是能讲得更好？可惜再也听不到了。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轻而易举得到时，往往是不珍惜的。等到发现这些宝贵的东西已经一去不返，这才追悔莫及。人的不可救药，大约如此。
也许，正是为了记住，我们才有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这本《长沙百咏》当中的诗词。有这么一本诗集，或许多少可以弥补我们的许多遗憾。诗集编好后，编者嘱我作序，我实在是不敢当。又恐却之不恭，是故犹豫再三，勉为其难。卑之无甚高论，只能说点个人感受。但愿这“佛头着粪”，不至于坏了诸位的雅兴。
春来不是读书天
——兼论读书的理由
快开春了。
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天里诱惑太多：“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春天里应该去远足，去踏青。当然，最应该的还是谈恋爱。就连小动物都知道，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所以，春天即便要读书，也只该读“情书”。
但，春天里读不得书，其他时候就读得么？也读不得的。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本好过年。没什么读书的季节。
读书也未必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云云，不过是一帮穷酸秀才编出来自欺欺人的鬼话。穷酸秀才们总是要编出诸如此类的鬼话来哄骗自己的，否则他们的书便读不下去。当然极个别读书读发达了的也有，但这并不能证明读书有用。因为他们一旦升了官发了财，先前读过的书便都束之高阁了。可见还是没有用。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或者说，读书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是为什么。在我自己，则是因为害怕。
一个人的童年，大约难免是要伴随着恐惧的。如果他还曾经有过在黑暗中独处的经历，这种体验就会更加刻骨铭心。记得小时候，最不喜欢或者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到了晚上妈妈还不回家。所以，一到太阳下山，我就会站在路灯下等妈妈。那时正好在搞“三反五反”，我妈妈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也不能按时下班的，因此我常常在路灯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当时负责看管我的三姨还是个中学生。她这个大姑娘拿我这个小男孩毫无办法，怎么哄也哄不回去，直到她后来学会了讲故事。
讲故事，大概是人类克服恐惧最古老的办法了。
恐惧是人类一种不可磨灭的远古记忆。正如婴儿落地的第一反应是放声大哭，人对世界的第一体验也是恐惧。对于初萌的人类来说，世界是美好的，更是恐怖的。它固然有温暖的阳光，和顺的风雨，可口的野味，却也有狼虫虎豹、凶禽猛兽、水怪林妖。尤其是一到晚上，它就变得狰狞恐怖、阴森残忍、鬼哭狼嚎。赤身裸体一无所有的人类只能躲进洞穴，相互偎依在火堆旁苦熬，不知那漫漫长夜何时才是尽头。
长夜这个概念就是那时形成的吧？如果那夜晚很美好，人们只会嫌“春宵苦短”，不会说“长夜难明”。夜长梦多啊！
这时，年长的人大约就会讲故事了。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最早讲故事的那人是谁，但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得知，那些被黑暗和恐惧包围的洞穴人将会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