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年长的人大约就会讲故事了。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最早讲故事的那人是谁，但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得知，那些被黑暗和恐惧包围的洞穴人将会平静下来，最后安详地睡着，就像婴儿在妈妈的歌声中睡熟一样。正如“诗是我们悲哀时的催眠曲”（格罗塞《艺术的起源》），故事也是我们恐惧时的镇静剂。谁都知道，人们讲故事最多的时候是晚上，而晚上的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又是鬼故事（恐怖故事）。黑暗中听一个人讲鬼故事，那种体验是惊心动魄却又极具快感的。几乎没有人能抵御那挡不住的诱惑（太小的小孩子除外）。事实上，只有故事中虚拟的恐怖才能战胜生活中现实的恐惧。这是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的一场“以毒攻毒”的自卫反击战。向着荒蛮的外部世界，也向着脆弱的内心世界。
故事一讲开头，就止不住了。于是又有了别的故事：神奇的故事，美丽的故事，悲壮的故事，感伤的故事。当然，仍然还有恐怖的故事。
后来，又有了书。有了讲故事的书，也有了不讲故事的书。
没有人会愚蠢到把书等同于故事，但据我个人的经验，读书的爱好却多半开始于听故事。一个人，如果从小就特别爱听故事，那么他长大以后也多半会爱读书。我之所以要说“特别”，是因为几乎没有不爱听故事的小孩，但特别爱和一般的喜欢还是有区别的。特别爱听故事的孩子不会满足于只听大人讲（大人能讲的故事毕竟有限，何况讲故事的要求也未必总能得到满足），他还会想办法自己找故事来听。最会讲故事的是谁呢？是书。于是，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成为一个读书人。如果他不但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那他就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书的人。
我现在好歹可以算是一个读书人甚至写书人了。但我仍然爱听故事，尤其是爱听鬼故事。我最爱看的书是侦探小说，而看过以后终身难忘的，则是两个英国作家讲的两个恐怖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隐身人》。记得那是上中学时，一天夜里读完《隐身人》，竟不敢走出房门去上厕所，因为我不知道那隐身人是否就站在门口。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不见的东西。书的好处，就是能把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从此，每当黑暗包围恐惧袭来，我便读书。而且，正是因为读书，我还变得喜欢一个人独处，哪怕窗外北风呼啸，一团漆黑。我不再是路灯下等着妈妈回家的小男孩，也不在乎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在一起。当然，我也不一定要读故事书。
不过，这似乎不该是春天里讲的话。
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夜里即便闹鬼，那施施然前来造访的，也多半是帅呆酷毙的男鬼或美艳绝伦的女鬼，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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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敬畏
现在，读书已经是一件很随意的事了。
所谓随意，就是说，读不读，读什么，怎么读，都随各人愿意。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学文件、查资料、做学问、应付考试等等。在我看来，那叫学习，不叫读书。
读书在古人那里，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至少曾经神圣过。特别虔诚的，或者读特别重要的书，还要斋戒沐浴，焚香净手，把几案擦干净了，铺上毡子毯子，才敢开卷。最起码，也得正襟危坐，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拜读”。拜读这词现在也用，但谁都知道那是当不得真的客气话。没有谁会对那书鞠躬如也，反倒八成是随便翻翻，甚至压根儿没读过。
这也没什么不好。读书原本是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过去看外国电影，常见老外一觉醒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饭来，心里很是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又没在你床上吃，关你什么事？同样，咱们一大早起来，抄起一本书就往厕所里跑，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锺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总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强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也许，这正是日本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敬畏。农村里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读书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术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后者则是功利的，就像小孩怕大人，老鼠怕猫。因此，一旦孩子成了大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并没有鬼，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看现在一些人，书没读两本，只要混得一两个头衔，大小是个人物，就什么人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讲，什么场子都敢上去练把式，和当年的“斗批改”有什么两样？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连猫都敢打！
不是说谁谁谁就批评不得，也不是说只有谁谁谁才有批评权。但搞批评毕竟不是开黄腔，总得要有一条底线。有底线才会有底气。这根底线就是“无知”，或者说，自知其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惟其敬畏，才要读书。我在《春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因于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什么敬畏？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与未知领域相比，我们整个人类其实都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中国的学术界却似乎缺少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真理是可以穷尽的。岂止是可以穷尽，而且是已然穷尽。唐尧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备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圣人——人人皆可为尧舜嘛！那么，我是尧舜我怕谁？即便当不成尧舜，流氓总做得了吧？那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个鸟！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
更可怕的还是“建设性破坏”：一哄而上的“现代建筑”，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无物的“学术成果”，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
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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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有知识的人
读书人，又叫知识分子。顾名思义，也就是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受人尊敬，知识就是力量嘛！即便不是什么力量吧，至少也是体面。一个人，有知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问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像什么，或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能插上一嘴，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自然让人敬重、佩服。这就有面子，就左右逢源，里外光鲜。所以，不管读过几本书，有没有知识，也都要作有知识状。就连那些星们，答起记者问来，也说自己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尽管其中一些人其实是更爱泡妞或者拍写真照的。如果这人又有个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就更是牛皮烘烘，非得表现出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不可。反正不会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宣布自己无知，哪怕他是一个苏格拉底专家，一个讲希腊哲学的教授。
苏格拉底这人也真怪，居然说出“自知其无知”这样一点也不世故的蠢话来。你说他谦虚吧，他说他是雅典城里最有智慧的人；你说他狂妄吧，他又说他的智慧只不过是知道自己无知。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最有智慧的人居然是最无知的人，那么，最有知识的岂不成了最没智慧的？难怪愤怒的雅典公民要用民主的方式把他送进阎王殿了。
其实，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智慧就是无知，而是说，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知道无知和无知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那是真无知。如果居然知道自己无知，就不无知了，因为他至少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不但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