颊的上方弯成凸小的半圆形，嘴唇很薄很薄，整个面相透露出他生性多疑，而又精明持重，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把他的钱袋跟他的心一样藏得非常稳当的。
“夏拉勃尔，十月二十六日，正午，圣安托万门。好，请走吧！”卢瓦涅克说。
“我想，一路上得发路费的吧，”这加斯科尼人轻声地提醒说。
“我不是财务官，先生，”卢瓦涅克冷冷地说，“我只管城门。过去吧。”
夏拉勃尔过去了。
夏拉勃尔之后来了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骑士，他掏出通行证的时候，从口袋里掉下一粒骰子和几张塔罗纸牌。
他自称是圣·卡波泰尔，通行证上写的也确实是这个名字，证件合乎手续，他跟在夏拉勃尔后面走了。
还剩下第六个，他按照临时充当年轻侍从的那个人的吩咐，下了马，把一张通行证递给德·卢瓦涅克先生，上面写着：
“埃尔诺通·德·卡曼日，十月二十六日，正午，圣安托万城门。”
德·卢瓦涅克先生这么读着的时候，那个也下了马的年轻侍从，忙着系马衔索来遮住他的脸，其实他的冒牌主人的坐骑嘴里的马衔索系得好好的。
“这个年轻侍从是您的吗，先生？”德·卢瓦涅克指着那年轻人，问埃尔诺通说。
“您看见了，队长先生，”埃尔诺通既不愿说谎，也不愿出卖朋友，他说，“您看见的，他正在给我的马套笼头呢。”
“过去吧，”卢瓦涅克说，一面仔细打量德·卡曼日先生，这位先生的脸和身材看来比其他几位要让他觉得顺眼些。“至少，这一个还算过得去，”他低声说。
埃尔诺通跨上马，那侍从态度很自然而又毫不迟缓地跑在他前面，现在已经到了先前过去的那几个人中间．
“开城门，”卢瓦涅克说，“让这六个人和他们随带的人过去．”
“快，咱们快走，我的主人，”那年轻侍从在马上说，“跑啊。”
埃尔诺通又一次对那位奇怪人物唯命是从，城门一开，他就用马刺狠狠地刺马，冲上前去，由年轻侍从带路，直奔圣安托万区中心。
等这六个幸运儿顺利地进了城，卢瓦涅克就命令把城门关上。这下子人们又忿忿然了，他们准备好证明，满心以为要轮到他们通过了，现在都眼看着希望落了空，就高声责骂起来。
米通师傅在田野间一阵狂奔以后，慢慢地又恢复了勇气，蹑手蹑脚地终于又回到原先的地方。他壮壮胆子，也对大兵仍然阻拦交通的专横做法抱怨了几声。
弗里耶尔老弟找到了太太，在太太的保护下，他好像什么都不怕了，他把当天的新闻讲给他这位威严的太太听，还添油加醋地搀进一些评论。
至于那两个骑士，其中一个就是被他的年轻侍从叫作梅纳维尔的，他们在商议，是不是应该绕着城墙走过去，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城墙的哪一段上可能找到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进巴黎，就省得在圣安托万城门或任何别的城门等上许多时间了。
罗贝尔，布里凯既是勤于分析的哲学家，又是善于归纳的学者。我们要说的是，他看出我们方才叙述的那场戏的结局将完全在城门边展开，而这些骑士、市民和农夫们的个别谈话已经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于是他尽可能地走近一个小木棚，这木棚是用来作为城门的警卫室的，里面有两扇窗，一扇面对巴黎，一扇面对乡村。
他刚在这新位置上站定，一个人从巴黎城里跃马飞奔而来，翻身下马，走进警卫室，出现在窗口里。
“啊！啊！”卢瓦涅克说。
“是我，德·卢瓦涅克先生，”这人说．
“好啊：您从哪儿来？”
“从圣维克多城门。”
“你们那儿的人数？”
“五个。”
“通行证呢？，”
“全在这儿。”， ．
卢瓦涅克拿起通行证，审查了一遍，在一块石板上写上“5”这个数字，这块石板看上去是事先准备好派这个用场的。
传令兵走了。
不到五分钟工夫，又来了两个传令兵。
卢瓦涅克逐个问过他们。仍然是隔着窗口问的。
一个从布代尔城门来，带来数字4。
另一个从圣殿城门来，报出的数字是6。
卢瓦涅克在他的石板上仔仔细细地写下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传令兵跟第一个一样走了，马上又一个跟着一个地来了四个：
第一个，来自圣德尼城门，数字是5。
第二个，来自圣雅克城门，数字是3。
第三个，来自圣奥诺雷城门，数字是8。
第四个，来自蒙马特尔城门，数字是4。
最后又来了一个，他是从比西城门来的，带来数字4。
这时，卢瓦涅克在石板下方很专心地把地点和数字排齐如下：
圣维克多城门…………………………………5
布代尔城门……………………………………4
圣殿城门………………………………………6
圣德尼城门……………………………………5
圣雅克城门……………………………………3
圣奥诺雷城门…………………………………8
蒙马特尔城门…………………………………4
比西城门………………………………………4
再加上圣安托万城门……………………………6
共计 四十五名 45
“好。现在，”卢瓦涅克高声喊道，“开城门，愿意进去的都可以进去。”
城门打开了．
马匹，骡子，女人，小孩和大车顿时涌进巴黎，挤过两根吊桥柱之间的狭窄的口子时，真有透不过气来的危险。
足足有一刻钟，从早晨起就滞留在那临时性堤坝周围的人流，就在这条叫做圣安托万街的宽阔通衢上，源源不断地流淌着。
喧哗声渐渐远去。
德·卢瓦捏克先生上了马，带着队伍去了。罗贝尔·布里凯，当初是在最前面的，此刻留在最后，他冷漠地跨过吊桥的铁索，说：
“这些人都想着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即使自己身历其境也是枉然，我呢，什么也不想着，结果倒是看到什么的唯一的人。真够意思，往下看吧，不过往下看又有什么用呢？见鬼！我已经知道得够多的了。难道去看德·萨尔赛特先生给撕成四块对我有什么好处吗？不，见鬼！何况我早就不问政治了。去吃饭吧，要是有太阳，该看得出是晌午了，是吃饭的时候了。”
他说着，带着他那安详而又狡黠的笑容回到巴黎去了。
四 河滩广场上亨利三世国王陛下的包厢
要是现在我们沿着圣安托万区的这条挤满了人的大街，一直朝河滩广场走去，我们会在人群中间找到许多老相识。不过，在这些没有罗贝尔·布里凯那么明智的可怜市民摩肩接踵、推推搡搡往前挤的时候，我们还是宁愿利用我们历史学家的翅膀给我们的特权，一下子飞到这个广场上。而且在把整个场面巡视一眼以后，稍微回顾一下过去，以期在看到结果以后能够深入地研究原因。
弗里耶尔师傅估计，挤在河滩广场上和广场附近等着一饱眼福的观众不下十万人，他这个估计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全巴黎的人在市政厅约会，而巴黎人是非常守约的；他们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节日；面当一个人能够激起那么多的热情，以致在他执行死刑时有人咒骂他，有人赞扬他，绝大多数人可怜他，那他的执行死刑就是一个节日，一个特别隆重的节日。
不论是从河沿街圣母像酒店旁边挤进广场的观众，还是从博杜瓦耶广场的门廊挤进广场的观众，他们首先在河滩广场中间看到的是短袍刑事长官唐雄手下的弓箭手，以及许多瑞士兵和轻骑兵，他们围在一个小小的离地约有四尺高的行刑台四周。
这个行刑台太低了些，只有围在四周的人，或者运气好立在某个窗口上的人才看得见。行刑台在等侯从清晨起就由几个教士一直守着的犯人；他的那几匹马，照老百姓生动的说法，也在等着给他作一次长途旅行呢。
事实上，在广场那一头，穆通街后面第一幢房子的披檐下，就有四匹鬃毛雪白、蹄口上披着毛的健壮的佩尔什（法国北部旧地区名。以产马出名。）马，正在不耐烦地踏着石头铺砌的地面，嘶鸣者，相咬着，吓得那些女人心惊胆颤。她们有的是自己选中这个地方，有的是被人挤到这儿来的。
这几匹马是没见过世面的，只是偶尔有几次，在家乡长满青草的原野上，太阳下山了．农民从田里回家晚了，它们宽阔的脊背上才驮过脸蛋胖墩墩的农家孩子。
不过，除了空荡荡的行刑台，除了嘶叫着的马匹，始终吸引着人们视线的，要算是市政厅正中的窗口了，那儿装饰着红色和金色的天鹅绒帷幔，阳台上悬着天鹅绒挂毯，上面绣着王室的盾形纹章。
这个窗口确实是国王的包厢。
河滩广场圣约翰教堂的钟敲一点半时，这个如同一幅油画框子的窗子里，出现了几个人。
首先是国王亨利三世，脸色苍白，虽然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头发却几乎秃光了；眼睛深深地陷在茶褐色的眼眶里，嘴唇由于神经质的痉挛而不停地颤抖着。
他进来时，神色阴郁，目光呆滞，在威严的同时又显得虚弱，衣着古怪，步态也古怪，与其说是活人还不如说是影子，与其说是国王还不如说是幽灵，对他的臣民来说，他从来都是不可理解的，也从来不曾被他们理解过，看到他出场时，他们永远弄不清，到底是应该喊“国王万岁！”还是应该为他的灵魂祈祷。
亨利穿着一件黑底镶黑边的紧身短袄；没佩勋章，也不戴宝石；仅有一粒金刚钻在无檐小帽上闪烁着，扣着三根卷曲的短羽毛。他左手抱着一条小黑狗，那是他嫂子玛丽·斯图亚特（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后嫁亨利三世的长兄弗朗索瓦二世，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