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还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把她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妇从日本接到北平八道湾周宅来了。鲁迅得知这些情况后说了一句：“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鲁迅一个“昏”字是很好的周作人人生的注脚。周作人的昏，表现在不论是非。早在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两篇文章，在南宋和金朝的战争问题上否定岳飞主战为忠，同时也否定秦桧主和为奸，公然为秦桧的投敌卖国翻案。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他又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不是他的大罪”，甚至还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他在《苦茶随笔》中还对文天祥的殉国进行了嘲讽： 。。
前世出家今在家（3）
“文天祥等人惟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忠奸黑白在周作人这里好像是无所谓的鞋子，可以穿，可以抛掷，只是为了文字的风雅，自己生活的优雅，一切民族伦理都可以是脑后的东西，艺术好像与政治无关，真的吗？记得林贤治在写斯蒂芬。茨威格与理查德。施特劳斯说：“生在政治社会里而声明脱离政治，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自欺欺人。”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两人，都是大艺术家，一文一曲，都为人类的艺术星空增添了属于自己的灿烂的一抹。犹太人身份的茨威格和他的著作使他遭到纳粹的*，最后逃亡至巴西跳水自杀。然而他曾经的合作伙伴施特劳斯在纳粹狂热的岁月里过得体面而安适，曾出任帝国音乐局总监一职，而这一职位是希特勒特别指示赐予的。一九三六年，他为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创作《奥林匹克颂歌》，一九三八年又创作了歌剧《和平日》，获得最高元首的嘉奖。最为艺术界不齿的是，在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为抗议纳粹的反犹行动，公开拒赴德国音乐节时，他接替了这个空缺的位置。为此，托斯卡尼尼骄傲地说：“在作曲家施特劳斯面前，我要脱帽；在作为一个人的施特劳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茨威格与施特劳斯曾共同完成了歌剧《沉默的女人》，一台词文本，一音乐谱曲。他们两个有一点是共通的：对艺术的忠实。施特劳斯既是大艺术家，同时也是小市民；作为艺术家，既是世界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一战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胜利！德国万岁！他们不可能让我们退却！”在《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缩编谱里，他一样写道：“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万岁！”也许，他对纳粹的政策未必全部认同，但是这种德意志式的偏执的“爱国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无相通之处。他的许多迎合纳粹当局的行为，也可能出于世俗的动机。因为除了获取荣耀，对他来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获得当局“全方位的保护”以摆脱危险的问题。他的儿媳以及先后几个合作者都是犹太人。对于专制统治，他也表达自己的不满：“可悲呵！像我这样档次的艺术家也得向部长小儿请示什么可以谱曲，什么可以演出。我也属于仆人和侍者的国家。”他还有过地下写作的打算，多次动员茨威格秘密合作，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创作什么，我没有台词文本。’几年后，当这些作品都完成后，这世界也许是另一副模样了。”然而，未来是一个画饼。施特劳斯既要尝现世的甜头，就不能不割舍坚持真理的任何可能性，以致随时随地利用政治。利用政治的结果，只能为政治所利用。茨威格最后婉拒了他的要求。“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昨天的世界》中，茨威格如此评论道：“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说，这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前世出家今在家（4）
从施特劳斯的作为我们看周作人也许更清楚些，人的崇高和卑俗是那么紧密。
二
周作人从抗战一开始，就显得好像战争与他无关。他不像北平的那些同事和朋友，急急南下避难，而是定力超人，一如既往地坐在“苦雨斋”，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两三人共饮，把“七七事变”当成人间尘梦。
“卢沟桥事变”战火初起时，朋友们苦劝周作人随众教授南下，他以家中老小众多，登程不便为由，滞留于北平。当社会的逼迫实在不能再置之不理时，才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这话说得硬气，好像隐士成了在北海牧羊的羊倌了。恐怕那吃雪和草根的苦，知堂先生是消受不了的，但他却偏以“苦”自命，先是“苦雨斋”，继而做“苦茶庵”，后来又改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这样在北平大张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药旗”下长期持节，苦住到底，那真是我们民族的又一苏武再世。
周作人决定留在日伪占领的北平城时，郭沫若写下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周作人）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虽然周作人退到“苦雨斋”，原先也早说过自己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自动放弃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但他毕竟是五四时期的开拓者，在这中日正式交手互为敌对的时刻，人们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也许这就是周作人的宿命，历史不允许逍遥，要的是担当。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耸耸肩，叉手优雅地躲在“苦住庵”里做一个在家的和尚普通的顺民；但就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的代表符号，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怎能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幼稚的选择，生与死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周作人虽然说自己前身是和尚，但他缺乏高僧大德“以肉饲虎”的人间情怀。周是一个怯懦的人，对人间时常以悲观和惊恐待之。活命，一切从此出发，“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日本占领北平最初的两年里，“苦住庵”里的周作人虽然在故纸堆里暂避身外的风雨，但一家已到了举债度日，“惜无白粥下微盐”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风里。做隐士也是要条件的，真正的隐士大概是需要自己种地的，隐士还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餐金英饮白露茹紫蒂啖白云。誓不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扛起锄头向土地折腰！只是摩挲书和墨的手，向土里刨食就外行了，靠书生之臂养活一家老小，也是苦不堪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长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才是诗人归隐后的生活*。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是偶一落笔而已，他的日子不会那么轻松。从四十一岁彻底归隐到六十三岁离世，二十多年中，陶渊明和他的妻儿一直过着这样半饥半饱的生活，以至于灶不见火，突不生烟，米无一粒，酒无一滴。他只能披着破旧衣衫，坐在廊前晒日头。贫病中，他可以坦然接受朋友的馈赠：“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却绝不接受嗟来之食。江州刺使往候之，曰：“贤者处世，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馈以梁肉。话不投机，陶渊明断然拒绝。但周作人做不到，于是周作人终于选择了“附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前世出家今在家（5）
人生充满了困境和黑洞，知堂在给胡适的信中“老僧假装好吃苦菜，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浸水，结果只好改苦住庵。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远方的来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你很厚的情谊。飘然一杖天南行，并不是出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人，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把钵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得见居士的面。”
从这封答问诗信里我们是可以读出周作人为自己附逆开脱，“屋漏浸水”的环境里，谁能保证“不湿鞋”？何况庵里“很有些老人住”，“得托钵化些米面”。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的永恒追问中，周作人选择了活着。在被打了一枪后，保命，没有皮囊就没有一切的周作人终于“下水”了。“老僧始终是老僧”么？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苏武变成了李陵。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的杂志刊登出周作人于二月九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和新闻文章。照片上，“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一九三九年元旦上午九点钟左右，国人一片“汉奸”骂声中“苦雨斋”
里的周作人，正在家与前来贺年的学生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