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元旦上午九点钟左右，国人一片“汉奸”骂声中“苦雨斋”
里的周作人，正在家与前来贺年的学生聊天。仆人过来说，有一个天津来的客人要见他。周作人即请来人进屋。还没等周作人看清容貌，来客问了一声“你是周先生么？”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腹部。再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
这次暗杀行动中，周宅附近的一名车夫被打死，一名车夫被打伤，周作人的学生也肩部受伤，只有暗杀的对象周作人本人，因为毛衣纽扣阻挡了子弹，反而毫发无伤。
周作人一直以为这是日本人的所为，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元旦的刺客”。这本是爱国的青年学生看不惯周作人的附逆行为，但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的形象。
周作人走到此处，是他的心理轨迹的正常运转。人格的委顿，道德的弱化一步步把他载到了如此的境地。屈从于求生，是他尴尬的开始，他本来还羞羞答答的面纱就彻底扯去，半条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拥抱下水了，就此开始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
鲁迅逝世前几个月，周作人曾发表《老人的胡闹》一文，表面风雅的周作人心里的怨毒是很深的，他影射鲁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语言十分苛毒。胡闹的岂是鲁迅，这报应就应到他的身上，从“五四”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到附逆，这胡闹也大了去。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不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
前世出家今在家（6）
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而他附逆，在晚年的这一笔，不是轻薄也非越轨，而是直入泥潭，被人耻笑。
三
金庸小说《鹿鼎记》曾写到韦小宝在昆明听陈圆圆唱《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对韦小宝拜曰：“这二十多年来，贱妾受尽天下人唾骂，把亡国的大罪名加在贱妾头上。当世只有两位大才子，才明白贱妾的冤屈。一位是大诗人吴梅村吴才子，另一位便是韦大人。”
顺治十年，吴梅村应召赴京。过淮阴时，作诗曰：
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他知道自己这一去，无异于落水失足投靠变节，也就有了毕生的遗憾与污点。
顺治十三年，吴梅村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居家至死。为大清朝服务三年，让他后悔一辈子。他时时忏悔，努力救赎，还精神和情感，还道义和良知，还故国和恩主的债，他有一首词《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吴梅村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抑郁、内疚、自责，尽管相隔数百年，我们仍能感到他的泣血和伤痛。这对照喜欢晚明的周作人，真是判如云泥，一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的附逆辩护。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三百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十一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滚蛋。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并在报纸发表声明：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做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在民国以前，属于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
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前世出家今在家（7）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狱前的最后的文字。
对照周作人的文字和吴梅村的文字，你会对吴梅村深怀敬意，他在《临终诗四首》之一写道：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悔恨到死，槌胸泣血。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逝世。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周作人有过这样忏悔的勇气么？在吴梅村面前，他应该有的是惭愧吧，有的人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忏悔，用忏悔为历史画句号；而有的人却对自己的过失漂白，最后像鸭子死掉，还留一张硬嘴，脸都没有了，还留狡辩的鸟嘴有何用处。
四
一九六六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岁的风烛暮年。他早年说的寿则多辱，毫厘不爽的应验。
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两天后，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逼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
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顺眼，他便打电话给张菼芳。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属匆匆销了户口，火化，连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来。周作人也算是效法了和尚，火化了事，但不知他的舍利子有几？
但我想到鲁迅先生在《孤独者》里曾写到人的死灭，周作人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