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十二月三日深夜，寒风呼叫，冷气袭人。高树勋的部下卫队长高金兰手提马灯，带着一班人马来到了石友三的关押地。
到了门前，高金兰命令其随行人站在门外，自己则提着灯走进了四合院。刚进院子，高金兰就大声喊叫：“总司令，高军长有请。”
屋里无声无息，死一般地静。
高金兰又连呼数声，不久，屋后有了动静，随后门开了，石友三披着棉衣走到了门边。石友三并不说话，他一边穿衣，一边跟着高金兰走出了四合院。
高金兰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石友三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
在夜里，只往前走了数十步，突然，黑暗中一个大个子士兵纵身一跃，从后面扑向了石友三，只是一刹间，只见大个子士兵把手中麻绳往石友三的头上一套，绳子恰好套住了石友三的脖子。然后，大个子士兵一拧狼腰，背起石友三就往侧旁的一条小路跑去。
石友三身材不高，被大个子士兵这一背，双脚就悬空了。
开始时，石友三双脚乱蹬，殊不知，这种“拴狼套”的方式是万万动不得的，因为越动麻绳勒得越紧。
最后到了黄河大堤，那里早有一个挖好的坑，大个子士兵把石友三往坑里一扔，平时石友三最好活埋人，如今他奄奄一息的时候，黄河岸边的冻土一下一下没了他的腰，然后是脖子、头颅。
石友三很喜欢活埋人，因此被称为屠夫，曾活埋过石敬亭的外甥，活埋过冯玉祥派给他的参谋长，活埋过张学良派给他的秘书长，这次自己被活埋，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天网恢恢，报应不爽”。
石友三这起身草野的人，一直把往上爬作为自己的人生的目的。对权力和物欲的追求，是那个大悲怆时代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的最大的病灶和疾患，他把父母民族放下，只是以投机来作为进身之阶，叛了一次再叛，这非但不能增加他身上的道德的愧疚，更加速了他个人的堕落。我们的民族有一个词：饮鸩止渴，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动作，也许他内心明白这是一冒险的活，渴，是十分难受的，但不问前路，见了水不问有毒无毒，只为喝了再说的一晌贪欢，那死是十分难堪的。
应该说是时势把石友三造成了惟利是图的草莽军阀，他像吕布一样，是个纯粹的军人，缺乏政治头脑和智慧，我们会问为何屡屡叛变？是天性？是玩火？内里我们应看到，他只是想在乱世保存自己的实力，在乱世中立足而已。他是吕布的现代的复制，一身武艺，没有灵魂，他没有同样缺乏大脑的典韦等人的忠义，最后只能落得身死为天下笑，且背上汉奸的名号。历史是不允许戏弄的，拿自己的姓名换取一时的快乐，不计算成本，把民族利益也当儿戏，这是一种邪恶。历史报应不爽，当石友三与日本人眉来眼去的时候，历史的麻绳已经把拴狼套做好，它随时就好不客气地勒住石友三的脖子。我想，当拴狼套套在石友三脖子或者他被扔进冬天的土坑时，他已经从麻绳和土坑看到了自己过去的足迹和历史，而且他听到了历史的狞笑，直到他的呼吸越来越弱，狞笑的声音越来越大。
无论石友三倒来倒去几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像吕布被麻绳勒住，这麻绳的圆，就是历史为他画出的不能逾越的句号。
前世出家今在家（1）
一
在上个世纪“泰山崩，黄河溢”，河决鱼死之际，却有一帮人风雅得可以，鲁迅觉得这样选择的闲适是充满危殆的。鲁迅说选择者恰恰是忘记了自己抱住的仅是一枝树梢头，说不定洪水马上就会淹过来，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一种自欺和盲视。真的洪水说来就来了。鲁迅死掉的那一年，日本人打过来，周作人连风雅也好像忘掉了，“苦雨斋”里真的是雨脚如麻，开始落水了。
鲁迅死后，鲁迅先生的母亲鲁太夫人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周作人将此噩耗告知鲁太夫人，太夫人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而周作人说出的却是：“我苦哉，我苦哉。”
这一句话是颇有内涵的，鲁迅在的时候，母亲自由鲁迅支撑。当鲁迅死掉，周作人说苦哉苦哉，太夫人曾气愤地对俞藻说：“难道他说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我们知道，当日本人来的时候，周作人以“家累重”，“有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辞留平。寡嫂者，鲁迅先生的原配朱安之谓也。
其实自鲁迅逝世至一九三七年底，周作人“老母寡嫂”的生活费用均由许广平承担。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周作人才开始承担老母的生活费用，每月五十元。后来币制变动，物价飞涨，而这周作人给的五十却一直未涨。“珍珠港事件”后汇兑中断，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津贴因而终止。这期间，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朱安夫人曾动心要卖掉鲁迅在北平的藏书来补贴生活。其时，周作人大宴宾客，出入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事堪记，一九四三年五月，鲁老太太逝世，周作人“大办母亲之丧，共用去一万四千余元”。
还是回到开头，因为周作人给人们的印象，一向是性格内向，周身儒雅，毫无斗士气，有点像陶潜；而鲁迅人们把他常比做猫头鹰，这大抵是准确的，喜欢在夜里工作，在夜里发出恶声，这有点如嵇康。两人呢虽是兄弟，却一峻拔一消散。这兄弟两个真是对称得可以。人们说有善必有恶，有抗争也必然有附逆，有决死，也就有苟活，有穿燕尾服的，也有穿粗布衫的。
也许对称性的存在是自然界和人世的一种不可规避的现象，周作人身上也有这对称在角力、撕扯。周作人自谓“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如果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和隐士。”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早年与鲁迅并肩的周作人不见了，开始颓唐，窗外的时事不再引动他的心魄，喝茶饮酒玩古董。在他五十岁时的打油诗里，我们好像看到的是一大彻大悟的化外高人。当时很多的名流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郑振铎、刘半农……纷纷步韵和诗，一时热闹非常，成为一九三四年文坛的风景。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年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出生时，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也可能是他醉眼朦胧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前世出家今在家（2）
于是，乡邻之口就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为何白须老人成了和尚，那是谁也弄不清楚的事。但这个传说，对喜爱民俗的周作人来说无疑是一浪漫的情怀，他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传说。也许，和尚出家，是周作人的前身，那种生活是他所歆羡的。没有了俗世的烟火，有自己的青青翠竹，梵音木鱼，在冬天嗅一下干枯枝头的早梅。
但如今世事扰攘，出家吧，又有很多的家庭羁绊。那就在家，以雅人的情怀来看待一切。没有袈裟，也就少了戒律，更其自在，“在江村小屋里，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和清茶，同朋友谈闲话”。
但是，现实并非闭眼就清静的。那就造一个艺术的幻影，用自己的笔构筑一个灵性的园地，让精神在那上面散步。于是周作人是那样起劲地摆弄小品。也许是对“五四”后种种的不满，使他退回到晚明，像那些雅人在一些人不在意的地带，浮起一些别人捕捉不到的情趣。娓娓闲谈里，喝茶、看雨、饮食起居，都罩上一层素朴与古雅。周作人确实是有灵眼的，他的一觊，那些野菜了，乌篷船了，好像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如剪纸一般被重新招贴在心里，里面储着的是醇酒，让人舔一下，就有醉意，那船也仿佛是从古籍里“欸乃”一声划出的。我最喜《乌篷船》里的一节，仿佛清秀的山水画：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这样的世界，真如一个老僧在月下回寺院。看到山川月色，就如陶渊明看待东篱下的*。是啊，世俗在周作人的笔下竟孵化出如此的审美格调。这样细微的身心触觉，是甜美，是微醺，也是周作人最得意的人生瞬间。
但生活有时是开玩笑的，有时让你诗意不起来。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以前每遇时局动荡，风吹草动，羽太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