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到5百万。
1976年，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占了两席：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欧玛黎明》和《贡》。我们签下超级乐团的计划依然没有实现，又花了很多钱同新乐队签约却推广不力，除了“丹吉尔梦想”乐队。他们的专辑《菲德拉》横扫欧洲，大大地提升了维珍的知名度。
最麻烦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想重谈他的合同。我们很高兴重谈合同，但就在我们第二次谈好增加版税后，他让另一个律师向我们索要更高的版税。我和西蒙指出维珍作为一家公司，盈利比他个人还少。当他问这怎么可能时，我愚蠢的告诉他实情，说我们需要从象他这样成功的艺术家身上赚钱来平衡手中不成功的艺人，他的同情心顿时完全消失。
“我不是用来给你们浪费在一堆垃圾上的，”他说，“我要回去找我的律师。”
最终我们同意重新签约，迈克留在了我们公司。
1975年夏天，我同西蒙、尼克、肯？贝里（Ken Berry，现任EMI百代总裁）开了个危机会议。肯从诺丁山唱片店的店员干起，他的工作是核对账目，不久就接管了其他全部工作。无论我们想知道什么事情，比如本周平克？弗罗伊德的销量、店员工资、萨宝汽车的折旧价，肯都能准确回答，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安静而谦逊，不仅擅长数字，也善于和人打交道，从不会丢失任何一笔买卖，我和西蒙赋予他越来越多的权力。原来的铁三角——我、尼克和西蒙，腾出位置给肯，在很多方面他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
在那次危机会议上，我们仔细检查了每间商店的状况，它们销售不错利润却不足。我了解尼克已经尽其所能推动营业，不愿批评他。然后我们开始检查维珍的艺人花名册，一个接一个讨论是否需要花钱促销那些无法收回的乐队，比如海特菲尔德、北方乐队和戴夫？贝德福德。
“很清楚，”肯说，“除了迈克·奥德菲尔德，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签下的乐队。”
我们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其他的乐队都在亏钱，”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裁掉一半员工，还能应付，现在迈克·奥德菲尔德在为整个公司赚钱。”
我一直坚信解决现金危机的方法不是紧缩开支，而是不断扩张。
“如果我们找到超过10个迈克？奥德菲尔德，你觉得怎样？”我开玩笑。
最后，我们有两个选择：节衣缩食不再冒险，竭力维持生计，或者用剩下的钱签另一个会让我们重回快乐时光的乐队。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可以靠着一个小公司，毫无风险地安然度日；选择后者，也许维珍几个月之内就会破产，但是至少我们有最后一次赌博的机会。
我和西蒙想尝试最后一次的突破，尼克和肯虽然不愿赔上整个公司也只得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晚开始，我们就处于紧急状态，拼命地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同时我们削减一切开支，卖掉轿车，关掉庄园的游泳池，压缩唱片店的库存，自己不领工资，裁掉9名员工，放弃一些艺人——这是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一件，我回避这次情感的难堪，让尼克去做。
我们迫不得已裁掉的艺人中有一位叫戴夫？贝德福德，他是很有天赋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戴夫收到这个坏消息并未暴跳如雷，他写了封长信给我说，十分理解这个决定，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唱片卖得很差，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他不怨恨维珍并祝我们前景光明。同时，他给迈克？奥德菲尔德也写了封信，信中大骂我是狗屁，一个私生子，一个卑鄙、五音不全的小人，一个依附于音乐天才的金钱寄生虫。对戴夫不幸的是，他把这两封信装错了信封。
第五卷
9 别听他们胡说（1976…1977）（1）
我们第一个想签的乐队是“可怕的海峡”。 一个星期天中午，帮西蒙搜寻乐队的亚瑟？佛娄思正在洗澡，他听见电台播放《摇滚乐的苏丹》，“可怕的海峡”的新单曲。这首歌让奋得跳出浴缸，打电话给电台要到乐队的联系方式。这支乐队还没有在录音棚里录过音乐，这首歌是被电台主持人查理？吉利特特别邀请现场录制的。
虽然维珍不是唯一对“可怕的海峡”有兴趣的唱片公司，但是由于我们动作敏捷，所以
机会非常好。西蒙和肯也发现他们不同寻常：他们和律师一直反复讨论合同的每个细节。
在签约前一晚，我们带着这支乐队去我们最喜爱的希腊餐馆庆祝。这是一顿愉快的饭局，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期待唱片出来。饭局结束时，餐厅的希腊老板拿来两个盘，一个盖在另一个上，变魔术般揭开上面的盘子露出里面的大麻。在那次游艇上吃过迷幻药后，我很少用药物，但是那时看起来是结束晚餐的绝佳方式，同时也不会得罪餐厅老板，很显然他认为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我拿了一根，每个人也都吞云吐雾，夜幕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可怕的海峡”乐队打电话说他们要同宝丽金签约，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和西蒙太惊骇了，不敢相信。“怎么回事？”西蒙问，“我们做好了每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呀。”
“没有理由。”他们说，从此中断了同我们所有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改变主意，10年后，当我看到一本有关“可怕的海峡”乐队的书做出了解释：“这个乐队当初没有同维珍签约，因为他们觉得维珍在签约前用毒品迷惑他们。”
希腊经理的美意让维珍唱片损失了5亿英镑，这支乐队后来成为世界性的顶级乐队，他们的专辑《手足情未了》销售了1千8百万张。
1976年8月，维珍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们试图签下受到注意的某些朋克乐队，却总是受挫。我们签不到一支可以把我们拖出泥潭，或者改变公司形象的新乐队。
逐渐一串新崛起的乐队占领了海报，取代了那些北方乐队和丹吉尔梦想什么的，他们的名字是“该死的”、“冲突”和“扼杀者”，最著名的是“性手枪”。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听见下面西蒙的办公室里传来特别的歌声，从未听过的歌。
“那是什么？”我问。
“性手枪乐队的单曲，《英国的政治动乱》。”
“它怎么样？”
“非常好，”西蒙承认，“确实很好。”
“他们和谁签约了？”
“百代。我两个月前拒绝了他们，犯了个错误。”
这首歌自然而充满力量，我决定试试能否让他们回来。几天后，我给百代唱片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打电话，他太忙，没有时间接我电话，所以我留了条消息给他的秘书，说如果他什想摆脱这个“麻烦”，可以联系我。半小时后，他的秘书回电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十分满意，多谢。
当天傍晚，也就是11月1日5点30分，性手枪乐队引起全国震怒。他们在比尔？格伦蒂主持的下午档电视节目《今天》中参加访谈。比尔刚吃完午饭，醉醺醺地回来，发现录制间的这4个来宾也喝的差不多了，便开始捉弄他们，谈论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这多少有点愚蠢，直到约翰？若顿在角落里呕吐起来，悄悄地骂了一句：“狗屁！”
“你说什么？”比尔问，“是不是说粗话？”
“没什么。”约翰说。
“胡说，到底说什么了？”
“我说狗屁，”约翰受不住激将。
接着比尔转向另一位女来宾苏西，问她是否以后愿意下节目后和他约会。性手枪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史蒂夫？琼斯笑起来，称比尔是个下流胚；接着比尔转向他，煽动他说了一堆骂人的话，琼斯又骂他是“他妈的无赖”、“孬种”，节目就此结束。
第二天性手枪乐队的行为激怒了全国新闻界，但没人批评比尔的引诱行为。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有士因为厌恶节目而砸坏电视机的文章时，电话响了，当时还不到7点。位置完全颠倒了，百代的总经理亲自给我打电话。
“麻烦你来我这儿，”他说，“我想你会有兴趣和性手枪乐队签约。”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同意将性手枪乐队移交给维珍，但同时也要乐队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我们握手言欢，然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维珍已经提出接纳性手枪乐队，”希尔说，掩饰不住的如释重负。
“太好了，”麦克拉伦边说边朝我伸出手，“下午我就去你的办公室。”
一般和人谈60秒钟，我就可以决定是否相信他们。当我看到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紧身黑裤和尖头鞋时，我怀疑同他做生意是否容易。那天下午他没有在维珍出现，第二天也没回电话，尝试四次后，我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是他不打电话。
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把性手枪乐队签给了A&M唱片，签约仪式就在白金汉宫外举行，这4个无赖排成一列，高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只是4个平常的小鬼，但是他们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玩于鼓掌。
我坐在桌子边想着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这人。他手上有张王牌——一支可以转变维珍嬉皮士形象的乐队。百代唱片嘲笑维珍，称我们是“伯爵庄园的嬉皮士”，且不说我们没有住在伯爵庄园旁边，这个名字就够损人了。我们受限于贡和迈克·奥德菲尔德，虽然他们带来的收入可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嬉皮士乐队，任何朋克乐队都不愿与我们签约。维珍唱片必须改变，性手枪乐队能帮我们。
“每个乐队都有风险，”A&M唱片的总经理德里克？格林故做轻松地告诉记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