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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们启动马达，向家里开去，但是舵被堵住了，海水从四周涌来，波浪开始溢进船尾。克里斯蒂不由自主地打颤，我们全身湿透，寒冷彻骨。暴风雨的乌云完全遮住了太阳，越来越暗，就像夜晚降临。我们走进狭小的船舱，里面充满了马达的浓烟。一位游客生病了，我打开窗户，但是呕吐物和柴油机的味道没有消除，船被冲打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将要沉下去。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持续1小时后，风雨突然停止了，海浪依然很高，浪花要比我们高10英尺。可怕的平静，我们一定在风暴眼中，一会儿出现了明亮的阳光，然后看见暴风雨的另一面来了，水平面上一条坚实的黑线，越来越近。
“理查德，我们应该游泳，”克里斯蒂说，“船撑不过下一次风暴。”
“你疯了，”另一个游客说，“呆在船上。”
克里斯蒂和我认为这艘船经不起下一次的重创，我们同渔夫和其他旅客争辩，没人同意。海岸离这里大约还有两英里，四周的海水漆黑一片，汹涌澎湃，白色的泡沫在海面上不断吐出。虽然害怕，但是我认定克里斯蒂是对的，当年在学校她是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我们脱得只剩内裤，渔夫们给我们一块厚木板，克里斯蒂把甲板上唯一的一付脚蹼给我，相互祝福后我们跳下了水。水流立刻把我们卷离船只，推向岸边。我们看不见了船，只能全神贯注地游向海岸。克里斯蒂带路，我努力跟上她。在钓枪鱼时，我们曾经担心有没有鲨鱼，现在我感到似乎一条大鱼在身下，把我推向一边，撕开我的肚子和大腿。
“别太用力踢腿，”克里斯蒂向我大叫，“免得抽筋。”
我们穿过水流，慢慢地相互靠近了些，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陆地：海岸首先像一条绿线，然后是树林，最后是海滩。即使在我们看见了海滩，又花了1小时才游到。我们从海浪里挣扎出来，瘫倒在沙滩上，浑身冰凉，手脚泡的苍白起皱。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发誓从此以后永远不分离。
“我们必须回到港口去，”她说，“我们必须让人去救那艘船。岸上有救生艇。”
我们一路奔跑，从红树林沼泽穿梭，1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小港口，我们半身赤裸，由于惊吓和疲惫直打颤，脚上鲜血淋漓。
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推得四处乱转，10分钟后，船长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必须掉头，否则渡船有倾覆的危险。
那艘渔船再也没有找到。两天后克里斯蒂和我离开了墨西哥，我常常回想，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渔夫根本不会出海，现在两个渔夫和两个游客已经淹死，一艘渔船永远消失了，二者都源于我们和其他两个游客向渔夫挥舞一把美元。
虽然当我们被冲上海滩时，克里斯蒂和我发誓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回到伦敦，我们的婚姻很快破碎了，它结束、开始都在同样的地方：游艇上。
一天晚上，我们去“恶鬼”号和凯文？埃也斯夫妇共进晚餐。夜幕低垂，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妻子更有兴趣。我们分别在两张沙发上聊天，接吻，然后凯文和克里斯蒂走向他的卧室，我和他的妻子留在沙发上。
同洛尔德·达西尔陛下描写得换妻故事不同的是，那晚克里斯蒂和凯文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开始只是为了找乐子，却导致克里斯蒂离开了我，搬到“恶鬼”号同凯文一起生活。我知道如果她回到船上生活，那么她一定很认真。几星期后，他们开始环游欧洲，我绝望地想让她改变主意，跟随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马略卡，每次我痛苦地恳求克里斯蒂，试图劝说她回家。当我听到他们搬去海德拉后我几乎崩溃，但是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我飞往雅典，自己找到去海德拉的路，我到了岛上，那儿没有汽车，我让一头骡子驮着一袋玫瑰上山，带去我来到港口的消息。克里斯蒂下山来看我，毫无表情。我们在码头周围的一家酒吧谈话，都痛哭流涕，克里斯蒂觉得夹在我和凯文之间很痛苦，但是她最终选择凯文。看着她一步步地离开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回到酒吧，老板又给我满上一杯茴香酒，抱住我安慰。
1974年我的婚姻破碎了，同时维珍唱片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1974年8月迈克·奥德菲尔德第二张专辑《荷杰斯特山脊》直奔榜首，《管钟》仍然排名第二，虽然一直赚钱，但是维珍只被视为迈克·奥德菲尔德的品牌，即使不做任何促销，迈克唱片的销量依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我和西蒙迫切希望签更多的艺人以平衡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成功，我们需要大突破，当然任何新乐队必须符合西蒙严格的标准。1975年1月西蒙给我看《声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0cc将离开他们老东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10cc是以男人平均一次射出的精液量命名，他们非常商业化，但是不低俗，机智聪明、动人而且成功，比如《橡皮子弹》这样的歌曲卖掉了75万张，他们非常符合西蒙的标准。我们意识到需要大额预付款来买断他们，与是立即给当时他们的经理哈维·里斯伯格打电话，约好1975年1月18号在曼彻斯特同他和乐队会面。
10cc有4名成员，埃里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古尔德曼、罗尔 ？格瑞姆和凯文？戈得利，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是哈维·里斯伯格在讲话，像西蒙预测的那样，他认为10cc需要大额预付款，因为他们确信下一张专辑《原创声道》会畅销，足够抵御风险。哈维·里斯伯格也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同音符唱片公司谈判。
我和西蒙提出10万英镑预付款的报价，并告诉乐队我们想和他们长期合作，签6年合同。虽然音符唱片的报价更高，乐队自己更愿意同维珍签约。一天天过去，出价也在一路递增，一月的最后一天，哈维·里斯伯格要价20万英镑作为预付款，我和西蒙同意了，西蒙对他们的专辑很有信心，因此就算后来预付金飙升到30万以及后来的35万英镑时，他也没有退缩。我们给维珍在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特约经销商逐个打电话，还让大西洋唱片的阿曼特？厄特冈负担20万英镑。这是我们同大型国际唱片公司竞争的第一笔单，也是首次接手那么大的买卖。
我们同罗尔和埃里克相处得很好，但是显然这个乐队存在分歧。合同签署的前一天，罗尔和埃里克飞到圣露西娅度假，把委任书留给哈维·里斯伯格。他们离开的那天，我写信给所有维珍店铺的经理，告诉他们这次成功的签约，让他们都出去买瓶香槟为维珍庆祝。但是让我迷惑的是，稍后我打电话给哈维·里斯伯格讨论专辑的剪辑进程时，他突然变得非常冷漠。
“我们自己会处理剪辑，”他说，“我们还没有同你们签约。不要打扰我们。”
那天傍晚，生意破裂了。10cc的另一位经理汤姆？狄克逊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签约，因为他要同音符唱片开会。10cc最终同音符唱片签约，西蒙对《原创声道》预计正确，它前后卖出了几百万张。这次实践教会我不要过早乐观。
在1974年到1976年之间尴尬的日子里，迈克·奥德菲尔德是我们唯一的超级明星，维珍也没能签下“谁”乐队和平克？弗罗伊德，看起来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音乐界的第
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5年年底我们把目标对准滚石乐队。业界曾传言我们准备以35万英镑签下10cc，这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爱尔兰唱片公司，感到震惊。当我打电话给滚石乐队的经理普林斯？鲁珀特？罗文斯坦时，他认真地听我们说话，显然相信了这个传言。
“你开价多少？”我问他。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普林斯同情地告诉我，“至少3百万英镑；而且无论如何，维珍太小了。”
我知道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方法是出更高的报价。
“我出价4百万，”我说，“只要包括他们以前的专辑。”
买下以前的歌曲可以让维珍发行他们的畅销精选集，如果新专辑失败，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法。
“我发给你可以包括的专辑单子，”普林斯？鲁珀特说，“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前带4百万英镑的银行担保到我的办公室，我会认真考虑。祝你好运。”
当天已经是星期五，普林斯？鲁珀特以为给了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周末我巡游遍布在欧洲的维珍分销处，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到荷兰、瑞典和挪威，期望每个分销商能提供25万英镑。周末结束前，我找全了他们，要求他们致电伦敦的考茨银行确认他们将提供资金。星期一早上前我回到伦敦，离我向普林斯？鲁珀特保证的4百万英镑还有些距离，考茨银行合计好分销商们所有的委托款后同意补齐余款。早上11点前，我带着4百万英镑的担保书，驾车到了普林斯？鲁珀特家门口。
普林斯？鲁珀特愣在那，完全出乎意料，他拨弄着那张4百万的支票，接着就还给了我。
“你有机会和别的公司一较长短，”他保证说，“但是你也挑起了一场竞标。”
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