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和歌谣。她这样死板、机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辞了职，准备动手试写中篇或长篇。
那时候，办刊物的风气并不低落，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华严”，取其文章之彩饰、态度庄严之意。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白《曼丽》。她曾说，这个时期是她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思想浸透在《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集子里。
作品是时代的反映，是作者灵魂的镜子。这时期，庐隐遭到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死了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他们的相继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哀伤紧紧捆绑着她，折磨着她。丈夫死后，她常同石评梅散步、谈心，跑到陶然亭对着荒冢放声痛哭，登上中央公园的高峰酣歌狂舞。这时，她获得了一个浪漫女作家的的头衔，孰不知，这哪里是浪漫，而是痛苦，是对人生绝望的呼喊。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这段话，是她诚实的自我解剖，也是我们了解《归雁》和她其他作品的钥匙。
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程。
李唯建（1907。7。10…1981。11。12）系四川成都人。早年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较密，曾在《新月月刊》、《诗刊》、《贡献旬刊》、《人间世》等刊物发表新诗和译作。著有英文散文诗集《生命之复活》，长诗《影》、《祈祷》，小品文《唯建的漫谈》和《相思草》，以及译作《爱俪儿》、《英官外史》、《英国近代诗歌选译》、《四川军阀》等多种。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并于1978年应聘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教授英语。
笔者是在1980年秋天，找到了蛰居四川多年的李唯建和在广东工作的女儿李恕先（原名瀛仙）。原来李唯建一直保存着一箱子庐隐的遗物，包括手稿和照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洗劫一空，庐隐也被指为“反动文人”。1980年11月16日，李唯建给笔者的信中说：“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的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La Politique de Pekin》）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
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国外友人曾几次索搞，均不愿公布于世，现将有关庐隐生活的片断抄录于后：
在平结识黄庐隐，评诗论文心相印。清华园里撷黄花，得依 怀中情一札；十里迢迢入城赠，寒星初窥噪暮鸦。书信劳邮亭，赏 花赏月明。君心腾巨浪，惊喜复忧伤；中夜血泪书，沾笺复沾裳。 心潮渐平息，死生誓相依。古井微澜漾春色，始度东瀛度蜜月。人 言扶桑日果果，渺茫明灭神仙鸟；乘兴畅游度枉生，落叶满地红 不扫。初冬归国兴未已，浪漫生涯不减昔。申江小住即访杭，卜 居湖滨餐风光……去秋在日乐悠悠，写作阅诵无所忧；归来居杭 生一女，取名“瀛仙”纪东游。当卖借贷穷难救，卖文为生焉能久。 隐君求得沪滨教书职，我赴嘉兴任教席。……乌云突遮晴朗天， 展翅伸爪来死神。隐君生产庸医误，茫茫大地无归处。黄英缤纷 遭毁灭，天昏地暗变颜色；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海滨灵海无 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永 安公墓遥，人间天上差……
这是李唯健一千余行的《吟怀德》中关于同庐隐恋爱、结婚、生活的描写，其情真挚，悲凄之至！令人落泪。李唯建这段五十年前的回忆，堪可与庐隐自述的生活得到宝贵的印证。
关于恋爱，庐隐自己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这时期，他们合写的那本《云鸥情书集》里收集了他们之间一年中的几十封书信，写得很美，里面有他们真正作人的态度，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执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转换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礼教宣战。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象牙戒指》）
在日本，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庐隐说。“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个长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其余一部分因国难遭焚。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这种努力从不间断。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烧的时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她后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较以前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
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后在1959年发表的《（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一文中记叙了她创作这个中篇小说的情况：“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