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自己也认为她已经跳出了苦海，是她的开拓时期。她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她的世界观，她的文艺观，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她开始真正转变和进步的消息。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庐隐一生受了很多苦，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转向的时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据苏雪林回忆，庐隐生活拮据，“为节省费用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庐隐的死，是中国文人的悲哀，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庐隐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庸医所误，但她对此并无怨恨之心、责备之言。当她生命垂危之际，李唯建悲愤交加，曾写一状子，要去控告医生，但庐隐劝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死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这一点，足见她胸怀之广阔，待人之宽厚。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庐隐去世后，留下大女儿郭薇萱（郭梦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贫穷、年轻的李唯建却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这时，舒新城约集庐隐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黄勤（当时任天津上海银行经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薇萱的抚养问题，大家一致赞同由其舅父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带着瀛仙回到四川，从此便与郭薇萱失掉联系，音信杳无。
五
创作，要有源泉；源泉就是生活。
创作，也要才华和勤奋；但一个人走上创作道路，却不一定是生活的必然。
庐隐是在中学要毕业那一年才开始读小说的。那时，她觉得小说满含着活泼、逼真的真实，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刺激，看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她那时放弃了一切书，专门看小说，一年内大概读了二百本小说。
大学一年级时，“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激动着青年们的神经，《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想，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新论文，鲁迅的创作，周作人的翻译，都是当时青年们成长的粮食和阳光。那时期，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是她的老师，教她《中国哲学史》大纲，使她对宇宙和宇宙间种种现象有了认识。庐隐接受了新思潮，但她有很多苦闷，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她躲在图书馆的一角，秘密地进行这种尝试，悄悄地写了几天，那本没有收束的《隐娘小传》残稿，是描写她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长篇，是用伤感的文言写成的，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遂换成“庐隐”，作为她以后发表作品的笔名。受了《断鸿零雁》影响的《隐娘小传》，始终没有续好，最后她竟把自己创作生涯里留下的一点欣慰的记忆也投火焚烧了。
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当时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在她看来有着无上权威的文学教授，但这位只知道《经学通论》一类，没有写过小说的陈教授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她一气之下，羞愧地把稿子给撕了。庐隐难过了好几天，但并没有灰心，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发表了对社会的抗议。那时，文学研究会刚成立，茅盾也是才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庐隐通过郑振铎认识了茅盾，这篇小说给了他。但庐隐一直心神不安地关心着这篇小说的命运，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她的作品竟在《小说月报》上登了出来。这是作者的第一篇作品！这犹如金榜题名，“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至此，她的才华有了真正的土壤，陆续发表了一批作品，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产生了影响。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都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对封建礼教，是他们颇为一致的内容。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贯遵循这样的主张的。她也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人们常说庐隐作品的题材面窄，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她的创作却反映了颇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及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曼丽》集中的《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作者的正义和不平燃烧着光明的火把，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也颇不多见。诚如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庐隐登上文坛之初，曾受到旧势力和文人相轻的压迫。但她没有屈服，她说“幸而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在大学里，她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第一次去日本，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扶桑印影》，记载着她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和感受。据庐隐自己说，这本游记是被朋友拿去弄丢了，因又无副本，便没有得到出版。笔者信了庐隐所说，又据她写文章最怕誊清，也从不誊清，总是一稿写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创作习惯，深信她损失了这部旅日游记。但据香港大学中文系杨玉峰先生云，《扶桑印影》载当时丙辰学社的《学艺》杂志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庐隐所忘，还是朋友代劳。后来终于读到了这本游记的复印件。
六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