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熬到了暑假，她像逃出了牢笼，欢天喜地地在京汉路上高歌激云一庆祝自己得以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姐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学期先生。
社会，好比一个大海，庐隐就像一只小船。她漂流了一年多的时间，虽有风浪，但这只船儿没有沉没，她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激荡着，她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三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告别了幼稚的时代；社会的磨炼，使她改变了原来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
第一次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她不懂，却也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钻进图书馆，读了注释，才明白了一些，然后又用了一天的工夫才写出一千多字的文章，后来怀着丑媳妇终要见婆婆的心情，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文艺观摩录》，老师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情绪高昂，那种事事不如人的思想为之一扫，那些高傲的学生也便对她也另眼看待。年假大考以后，她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悲苦。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看云天，观过雁，暗抛泪。觉得人生无趣，这时她喜读庄子，满怀出世之想。但这时正值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人们把那些新学说、新议论视为洪水猛兽，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同情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这时候，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曾和庐隐同事半年，同学两年的苏雪林，非常爱重她的为人。苏雪林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民国八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不过经过学期考试以后，我们便都升为正班生了。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她对于同学常喜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敏，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还以“夜雨春蕾茁新笋，霜天秋隼搏长风”之句来形容庐隐当时的文章。苏雪林说：“'霜天'两句形容庐隐文章也觉溢美不过她那一股纵横挥斥，一往无前的才气，如何使我倾心，也可以想见了。”
苏雪林是庐隐的同代人，她的话当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了解庐隐是很有价值的。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喜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的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这时，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进步，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她“下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
在S。R团体中，她和郭梦良特别亲密。郭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庐隐的入会号数为“13”，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在女高师的文学教师中，有的崇尚古文，痛恨白话文，在这样的教师的指导下，庐隐也能写通顺的文言，作出不错的诗词。那时她曾写过一首《云端一白鹤》的五言古诗：
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
我欲借据缴，笑向云端搏。
长吁语白鹤，但去勿复忘。
世路苦崎岖，何处容楚狂？
这首诗，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境、志趣和抱负。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她们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还是颇有收获的，朝鲜人民亡国的痛苦，唤起她满腔悲愤，想到自己的祖国，不禁黯然泪下，中国各地的凋蔽落后，又使她难过不已。回到学校，作了毕业沦文，拿了文凭，从此就算告别那可歌可泣的青年生活，大学三年的岁月已被写进了历史。在大学期间，庐隐虽然已经成了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但她怀着恐惧的心情，又重新真正地永远地踏进了社会。她怀疑着，试探着，等待着，幻想着，——时间将如何安排祖国的命运和她前途呢？！
四
庐隐大学毕业时才二十二岁，不久就又到了安徽一个中学任教。在那里，她尝到了社会给予的苦头，她说那虽只有半年的工作，却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总是怀着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却是倾轧和敌意。
1923年夏，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庐隐的行为虽然受到许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评，但苏雪林倒着实为她辩护了一场，说批评者，“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曾经有过独身主义，但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之后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袭来：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这时，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的精神受到打击，心里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忍耐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对她迫害，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像一只没有篷的小船，被命运驱赶着，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记载着些暗淡生活里的暗淡日子和构思。
在上海，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课余，夜以继日地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满面愁容，向朋友感叹自己的命运，责骂男子和爱情害了她。其实，害她的是社会。
北京，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对她来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来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里，她担任了使她头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年，她辞了职，又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去了。
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编的是平民千字课，每日笔不离手，用那一千个基本生字，编成各种常识和歌谣。她这样死板、机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辞了职，准备动手试写中篇或长篇。
那时候，办刊物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