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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苦不迭的声音已经迅速赶上并重重盖住了它们。就这样，在相距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内，这些书信的作者带给我们一连串不同姿势、音容和风采精神的袁中郎，而其中最真实，最可靠的那个，反倒一直在其中隐匿。直到晚年，袁对自己在吴县的人生经历尚始终深怀怨恨，在写给他的继任者，后来担任山东曹县知县的朋友孟习孔的信中，他除了再次使用自己发明的那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吴中犹阱也”（陷井，阱同井）外，还再三宽慰对方，自己与他能从这样可怖的政治深渊里全身而退，已不失为不幸中之大幸了，因为“聂令（昆山知县聂云翰）之去任也，疽发于背。江令（长洲知县江进之）之去任也，毒攻其胸。不肖与门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望其余？”
八．
浙中山水的清幽与天然明丽一向是古代诗文里的不倦话题。从杭州到绍兴、五泄，再到曹娥、剡溪两岸的水色岚光，造物的毓秀与神奇以原始的，令人赞赏不迭的方式表现出来。何况时间上又适逢莺飞草长，烟雨蒙蒙的江南早春。显然，这是一幅与在苏州时险诈庸碌的官场生活所截然不同的风情长卷。对于其时“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致朱一龙司理》）、把妻儿奴婢寄居无锡朋友家中，俨然李白第二，怡然出游的袁某人来说，将其间的变化譬之“割尘网，升俗毂，出官牢，生佛家”（《致冯秀才其盛》）倒也算不上有什么夸张。当时他的行踪大致是这样的：万历二十五年初春辞呈获准后即速抵杭州，与相互慕名已久的陶周望、陶周臣、汪仲嘉、方子公、虞长孺、虞僧孺等浙江文坛的衮衮诸公惺惺相惜，诗酒言欢，并由陶氏兄弟相伴游越，盘桓天目、会稽二月有余。其次溯新安江至徽州，饱览黄山，齐云秀色。返途中又在杭州居停，闲游。然后回到无锡探视家眷。又先后去南京与扬州两地寻访朋友，行吟啸傲，总共花费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将自己纪录此次行程的作品定名《解脱集》，显然蕴有对过去生活的厌恶与否定、以及精神重生之意。当年秋天当昆山知县聂化南收到袁寄自旅行途中的短札，只见他的旧日同僚在信中简直就像
是乐疯了：“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人清凉佛界，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而镇江推官吴化因袁托病辞职期间曾奉命对此进行核查，关键时刻帮了不少忙，也算是有功之臣。在他事后收到的信件中，除了一派洋洋自得之情同样无法掩饰外，袁还向他透露了一路上的收获与观感：“所可幸者，过越，于乱文集中识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诗人，王（世贞）李（东阳）为之短气。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阔，绍兴搽粉太多，岳坟无十里朱楼，兰亭一破败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潘景升爱客而囊无一钱。其它浪游之趣，非笔所能描写，兄见帖自当会之”。在信的结尾处，袁甚至还这样豪情万丈地向他夸口：“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不在其中）。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弟兹游可谓兼之，岂非前生投缘哉”！当然，没有任何人敢相信，包括受信一方的聂吴两位在内，几个月后当他们表示仰重与钦佩的回函才刚刚发出不久，寄件人的身影已如其时流行的小说《西游记》里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那样，突然摇身一变，抛下山阴道和西塞山，早已兴冲冲出现在通向京师的平坦的官道上了。同样，对于万历二十六年秋天慕名来访的那些外省文人，当他们被告知如果想要见
到心目中的这位仿佛口吐莲花，足蹬烟霞的世外高人，其拜见地点已非天目的绝顶，五泄的水边，而必须是在甲胄森严的北京中央政府属下顺天府学教授宽大而气派的办公室里时，这该是怎样的震惊且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好在多年来的历史履练使我们对中国文人矫情，夸饰，言行不一的行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的话，即使你是央视脑筋急转弯栏目的冠军获得者，我敢担保在这样神出鬼没的变化面前，恐怕也一定会被弄得瞠目结舌，呆如木鸡的。
第一章
明朝来信（5）
九
青藤书屋位于绍兴城西一条幽僻细长的巷子里，虽然一直以来由于其庭园逼仄，加上处地略偏而为一般粗心，马虎的游客所忽略，但对于中国的文学史来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当地所存古迹中份量最重的。这不仅因为这里曾是袁素所推崇的明代著名诗人徐渭的生前居所，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此人在当时主流社会中的另类身份：卓尔不群，愤时嫉俗——这一点想来应该很对袁的胃口。说起其间的结识过程也相当有意思，事实上当袁浪游越地途中在陶周望的书斋里初次读到徐的作品时，其时距徐辞世差不多已有两年时间。根据袁后来所作《徐文长传》里的自叙，事情的缘起与经过似乎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取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末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看得出来，在徐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以前，包括陶某在内的浙江文坛成名人物对自己身边的这位乱世诗人的文学天赋事实上并无所知，这应该很容易让袁产生类似伯乐千里马那样的良好感觉。从他事后到处向人吹嘘，喋喋不休这种劲头来看，内心显然为自己的鉴赏力得意无比。比如他先是叮嘱陶注意搜集散佚文稿，并说动绍兴推官孙应时答应筹资出版徐的全集。接着又请李贽的密友，时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梅国祯为徐立传。他甚至冒冒失失向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礼部尚书冯琦直截了当推荐，称自己“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立手眼。有长吉（李贺）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杜甫）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苏轼）之辩，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前七子，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即何（景明）李（梦阳）当在下风，不知师曾见其诗乎”？言下之意自然是表示自己位卑言轻，要冯站出来登高一呼，以期在文坛和公众视线中产生一言九鼎之效果。然而，这种“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风度与作派固然依稀有唐人遗风，但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诗坛中人对此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至少上述信里提及的四人中除陶受嘱后的具体执行情况未明外，其余三位所持的态度大多暖昧，敷衍，或一味谦辞，或干脆置之不理。我们现在读
到的《徐文长传》是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写的。如果打算详尽探究这里头的原因，大概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徐的诗文固然才艺俱佳，但决非如袁所形容的那样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二是鉴于对袁生平好为大言，无论好事坏事均喜刻意描摹这一脾性的深刻了解，因此根本不拿它当作一回事情。当然，袁生前对自己这一明显的性格缺陷从未有过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在几年后致友人的信中，我们发现他对此事虽然一直耿耿于怀，深感沮丧与愤怒，但其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过最后的努力。信的结尾一节是这样的：“《广庄》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请教。《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孙司李，久不得极，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
十
现在我们有必要将叙述的镜头再次聚焦苏州。虽然那里的风月烟花，丝竹弦管是袁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同时其地刁顽的民风，奸诈的吏习也一向令他头痛不已。但是，由于公元一五九六年秋天由这儿偶然发往松江的一封短札，从此将他的命运与明代历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牵扯在了一起。尽管作为受信人的董思白（其昌）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大家，但信件的主要内容却一直围绕着一本其时刚以手抄形式出现，并立即在主流知识分子圈内流传开来的小说：“一月前，石篑（陶周望）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街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毕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由于此前十月初董其昌自北京回家乡松江，途经吴县拜访袁时，刚巧碰上后者正为辞职一事躺在床上装病，自然不便相见并予以应尽的地主之谊。考虑到为此事袁曾立即致书董表示歉意，从语气及内容上来分析，与其说这封信是对董赠书所作的礼节性作复，不如说更像是惊喜之余操管急书，迫不及待向对方倾诉自己的阅读感受。弄清楚这一点也许相当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信中所及的有关《金瓶梅》的文字，尚是这部传世巨
著见诸世人眼中最早的文字记载。由于此书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考据家无不将此奉为圭臬，他们据此推断袁手头的抄本得自董处这一结论应该可以无疑，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从陶周望处看到并转抄的，而非直接由董所寄。令人遗憾的是董当初接到信后一直保持可疑的沉默，有关这部书的作者也就因此成为一桩疑案。此后袁手头的抄本又分别转借吴中名宿王樨登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