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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体审问的情况，李烈钧说：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毕（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进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⑨
李烈钧的文章在此处似过于简略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横加予他的所谓“犯上作乱”和什么“中干荧惑，大触刑章，劫持统帅，危害民国”等罪名曾据理驳斥，慷慨陈辞：“不，我是无罪的。想当年先父被日寇炸死，坟土未干，日寇即犯我东北，我奉命不准抵抗，使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而国人震惊，皆责我张某，我纯系代人受过，又有谁来为我仗义申辩。我数十万部下义愤填膺，决心誓死抗日，收复东北，然而夙愿难偿，我怎能息众怒、平群愤？目前敌寇对我国土贪婪日甚。我多次请缨不准，而中央置外侮不顾，反同室操戈。我出于广大同胞和部属之要求，不得不以兵谏之……”⑩张学良本来还要讲下去，后被法庭以“今天只谈西安事变，不谈沈阳事变”为由制止了。
下面，我们继续引述李烈钧的记载：
……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
“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
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
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
“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⑾
随后的情况，据鹿钟麟回忆说：“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⑿判决书是以颠倒是非的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即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谓“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为由，请求“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⒀
随后，国民政府经过一翻密商，发布了如下的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⒁
这个决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确有好的表现时，再考虑减刑或赦免。而对张学良却不是这样的，无罪硬要重判，服刑还未开始，又宣布赦免，既是赦免，就该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却又声称，对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人还是不能放，还是得坐牢，而且是没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待这个所谓案件，他们不用法律术语，而是用管束这类带有规劝性质、并有很大伸缩性的语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为蒋氏之所以定要扣张，显系由于张在西安对他的冒犯，使他耿耿于怀，这，很清楚，是属于个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难，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则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如何处置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实践在西安的允诺，在张抵达南京后待之以礼，让张返回西安；即或为了挽回面子，将张交付审判，也可宣布赦免释放，调张至抗日前线杀敌立功‘赎罪’，这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愿张再自由自在，为所欲为；更害怕张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不敢恢复张的自由……二是干脆对张置之死地，处以极刑，乘此机会，剪除异己，以消除对自己的一个威胁。这样做简便易行，称心如意，但蒋介石慑于张的政治影响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他不敢贸然行事。因此，纵和杀的办法都是蒋介石所不敢的。那么只有第三种方案，即不放也不杀，表面上实行‘保护’，对张长期囚禁，实则终身剥夺其自由，这等于在政治上判处了张的死刑。这样做蒋介石既不用承担国人对惩张之指责，又可获宽大为怀的美誉，在政治上又达到了他排除异己的目的。”⒂而自此以后，张学良不就正是在这个不明不白的所谓“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至今已历五十多个春秋，而仍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啊，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有时我常常这样想。有些朋友对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时也常常议论这个问题，总觉得，一向标榜革命，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整天挂在嘴上的有关当局，怎么总是言行不一，怎么总是说得好听，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后来，仔细想想，特别是回过头去，看看它的过去，也就不以为奇了。“国民党是曾有过它的辉煌年代的，蒋介石也有一段很光荣的历史，当其追随总理，从事革命的时候，全国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时我国的革命，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革命势力刚一发展，而蒋委员长的意志就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围，政客的怂恿，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便为一个反革命了！这不是我们有意破坏蒋委员长的人格，只要打开总理遗嘱一看，与蒋委员长近年来的一切言行对照对照，便可一目了然。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所以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革命的声浪，微弱而至于无闻了！结果，不绝如缕的内战，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尤以‘九·一八’的国难之所以发生，及以后之所以丧失几省地盘，遭尽无穷屈辱。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⒃这也就是说，自从国民党丧失了象孙中山、廖仲凯这样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张学良一案，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由于多行不义，元气大伤，而不得不一再吞食一些显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并没有惊醒，并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不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这样，以后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五十年代在台湾发生的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事件，孙立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等职）兵变，以及雷震（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与《自由中国》案，也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就说喧嚷一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吧，那其实也是很大的冤枉。大家都知道，孙是国民党一员老资格的将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远征缅甸，在滇缅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有“东方的隆美尔”之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台湾负责训练新兵，是个有才干而又讲究实际的西方式军事领袖，因为当时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对他很感兴趣，二人许多主张不谋而合，而这些都是蒋氏父子所不能接受的，认为孙乃“假外人以自重”，颇感不快；加之，孙与蒋的一些嫡系将领不和，甚至对蒋经国的一些干预也有微词，终于犯了“众怒”，因而以所谓“失察”和有“兵谏”之嫌（引者按：这是不确的。据美联社前不久报道，台立委董正之１日致函行政院，要求解除对张学良、孙立人两将军长达数十年的软禁。这则电讯还说，“张学良已有９０高龄〔国外持张氏生于１８９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