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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③
但既然蒋氏食言，又听从了南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诚的劝谏，如说什么委员长饶，他们也不饶；张学良劫持统帅，罪大恶极，一定不能让他再回西安等等，张学良纵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纵有一百张口，也是无法不蒙受这不白的千古奇冤呀！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蒋即示意他写一检讨性质的东西，看起来好象还是从“关心”角度出发，意为应付一下南京的官员。张学良同意了，他是以给蒋写信的形式来写这个所谓“认罪书”的（其实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谏劝蒋介石抗日，示大义于天下，何罪之有？），信中表明来京待罪之意，并提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立即将此信和他为此事所写的呈文分别转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对张“斟酌事情，依法办理”，一面又假惺惺地提出鉴于“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等。这一切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谓“宽大”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是要严惩，要对张绳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正象当年曾参与审张的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即：“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固然与其秉性和为人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自然会采取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手段。历史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④
不过，在当初，还真紧锣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据李烈钧回忆：十二月二十六，蒋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⑤
而另一方面，１２月２９日，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蒋介石还为西安事变是由于他“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而请求处分，要引咎辞职呢，这也正如鹿钟麟所说的：“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而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即作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这也就是说，要公开惩罚他了！
在１９３６年冬的最后的一个萧索、严寒的日子，国民党政府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
这天虽然是南京少有的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可是军委会门外却人来人往；一向冷清的院门外，突然增岗加哨，进出的汽车也明显增多，这里象要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有什么特别显要的人物到达，气氛紧张。关于要审判张学良的事，国民党当局作了严格的保密，即使在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对外更是封锁消息。但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既然做了，怎能一手遮天呢，所以这事还是一传十，十传百地被群众知道了。这天来的人不少，特别是那些希望一睹少帅风采的市民和学生，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虽然全被挡在警戒线以外，不能靠近军委会大门，可他们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这么快就把他送上法庭，张学良是没有料到的。临来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他确实没有料到事态已是如此严重。这天，有人骗他说是去开会，所以他仍神态自若地带领几个随行人员乘汽车来到了军委会门前。
他下了汽车，人群活跃，有一阵轻微的议论声，人们虽然不能作出更热情的举动，但都向他投来崇敬的目光，他也面带笑容，向在场的群众致意。
但到他要跨进军委会大门时，却突然有人出来挡驾了，随行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准入内，只让张学良一人进去。这是有些反常的，张学良已觉察到可能要出事了，但他还是听从了警卫人员的安排，独自走进了军委会的大院。
又过了一会，从军委会大门里出来一批武装宪兵，由一个当官的带领着，冲到张学良的随行人员跟前，说了声“对不起，我们是奉命行事”，不由分说便把侍从们的枪全缴了去。卫士们据理力争，进行抗议，全然无用。但他们没有离开，而是仍然守候在外面，并深为张将军的安全担心。不久，他们终于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开会，是开庭审判张学良哩！
这天的审判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主持的，李烈钧为审判长，审判官有朱培德、鹿钟麟等。鹿同张是换帖弟兄，李与张也是至交，他们过去关系不错。尤其李烈钧，早在１９２４年当他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身分随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他们就认识了，那时张学良曾代表张作霖前往迎接，自那以后，他们便开始交往，原本是老朋友呢！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烈钧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并无恶意，所以曾劝蒋采取宽容态度。但蒋不听，还硬要审张，后来不知是谁的提议，还把审张的主角加在了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将了他一军。但他深知蒋的脾气，尽管明知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还不能推辞，只得勉为其难。但据鹿钟麟回忆，李是很不情愿、也无信心的：“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恒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⑥
李烈钧本人则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⑦
关于当时审判的情况，传闻不少，但见诸文字的可靠资料却并不多，所好直接参与其事的李烈钧、鹿钟麟都有比较具体、翔实的回忆录，特摘引其有关记述，并略加补充。鹿钟麟说：
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十时正，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