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之纺织厂”的美亚丝织厂，居全国搪瓷业之首的益丰搪瓷厂，还有资本雄厚的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新亚制药厂、华生电器厂等。这些内迁厂迁出了大量的以工作母机为主的先进设备，发电机、马达等动力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内迁的许多科技管理等人才也成为战时工业的宝贵财富。
其二，促进了中国西南等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
战区工业西移，尤其数百家民营工厂内迁，大大促进大后方军需民用工业的发展，迅速使西南地区成为民族工业基地。重庆的机器业战前只有10余家，到1940年就发展到133家。豫丰、申新、裕华、沙市等纱厂的内迁，使西南后方的纱锭猛增10倍以上，为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永利、天原等化工厂的内迁和创造性的生产，为西南后方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化学原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事和民用的需要。支秉渊的新中工程公司由上海迁武汉，1938年再迁湘西祁阳，以拓荒者的姿态惨淡经营，逐步发展为一个从采煤、炼铁、轧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气机、发电机、轧钢机乃至炭精、工具夹的联合企业。随后胡厥文的新民分厂也移来此处，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工业区。新中、新民以及华成电器厂在湘桂地区形成三大支柱，发展为三十工业生产集团。新中由于以制造内燃机等出名，被誉为“全中国动力的发祥地”，华成亦被誉为中国的“动力之母”。由于内迁工厂发挥了主干作用，促进了一批工矿企业的兴建，为后方工业的发展打了基础。
其三，形成了战时大后方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严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战区部分工厂内迁，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局面，但是抗战期间向大后方移植了若干现代工业，形成了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新的经济和工业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沿海地区工业过分集中而大后方工业极端薄弱的状况，尤其西南地区的工业大为改观。
到1940年，西南已初步形成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宁雅8个新的工业中心区。各区工厂分布情况如下表：
区别
工业类别重庆
区川中
区广元
区川东
区桂林
区昆明
区贵阳
区宁雅
区合计
区
机器1591628171166225
冶炼1723320461276
电器23300870041
化学1201001482579274
纺织623114231813143
其他4814027133087
合计42918773867801820846
广大内迁工厂为支持全国抗战、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部分国民党参政员在重庆参观了部分民营内迁厂，并题词赞扬。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会上展出各厂家的各类产品和各种图表，展示内迁生产的成绩。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在战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仍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短短四年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备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大使都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周恩来参观渝鑫（大宝）钢铁厂时题词：“没有重工业，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战时大后方尤其重庆工业的勃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现象。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好景并不长，到1942年达到顶点后，便日趋衰落。
正如有人所说，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46页。＇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108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夫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
据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10至14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
从1940年开始，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恶化；上海租界形势紧张，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亦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原迁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迁至四川。
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共计48所。
迁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儿所以外，一般规模不大。
各校因辗转播迁，原有师生人数大为减少，一般减少50％。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上期1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学生），教职员仅1063人。1940年，2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0772人，教职员2782人。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在全国抗战的前5年，学生人数约增加2倍，教职员人数约增加1。5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年26所学校毕业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学校毕业生共3000人左右。＇《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
在整个高校内迁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充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精神。内迁高校的众多师生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历尽艰难险阻，饱经“流亡大学”的艰苦岁月。各高校内迁之后，困难日益增多，内迁之初，大都校舍简陋，又常遭受敌机轰炸，教学设备与图书十不存一。战争旷日持久，物资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济近乎杯水车薪。教师薪金锐减，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生活更是清贫不堪。然而，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并未因困难而动摇，高等教育也未因战火而中断。广大师生含辛茹苦，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内迁高校增设了一些系科与研究所，一些高校还增设国防教育课程，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并与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内迁高校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战时后方相对稳定的条件，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如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三集，阵容强大，文、理、法各系所开课目均比战前充实、完备，许多课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科研项目取得较好的成绩。文科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语法理论、吴晗的《历史的镜子》等；理科如华罗庚的《堆垒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与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再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领导下，学术研究活动十分活跃。苏步青教授写成《射线曲线概论》一书，被法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之“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工淦昌教授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