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
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
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内迁工厂陆续到武汉后，立即着手测地建屠，招工购料，设法开工。在武汉先后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驻汉办事处，以协助内迁厂的安置与复工。在1937年内复工的有37家，1938年元月，又有27家复工。＇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22页。＇
据复工仅一二个月统计，60余厂承造军用品的产量总值，即达170余万元，＇《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62页。＇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当多的内迁厂家到汉后未能适时复工。除政府安排不周以及电力不足等问题外，主要是购地问题旷日持久不得解决。有的厂家见武汉无法立脚，加之战争日益紧迫，干脆直接迁往四川等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汉为轴心筹设工业区域的计划遂成泡影。迁汉工厂大多立足未稳，不得不考虑再度内迁问题。
此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极争取滞留武汉的工厂转迁到四川，并派四川工业专家和官员由川飞汉向各厂家介绍四川的资源、设厂的环境，而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与方便。各厂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迁川。1937年12月底有20余家工厂表示迁川，翌年1月中旬已准备即可迁川工厂达41家。当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厂家代表到重庆及四川其他拟迁厂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尔后又组织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安排迁川各项事宜。
二、武汉地区工厂折迁
南京夫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地区工厂继续内迁到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委员会遂着手动员武汉地区迁汉工厂和原有工厂再度内迁，进行抗战以来第二次工业大迁移。1938年3月22日，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成的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机械厂家代表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做好一切准备。工矿调整处除协助迁川工厂外，还规定了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同时，招募各种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派往适宜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
6月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迁移费用由以前的无偿拨付改力提供贷款，运输、复工奖金缺乏者给予低息贷款，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皆予炸毁。
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留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五日之内迁往重庆。
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形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敦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部署外，还派员赴湘南、广西、陕西等地布置迁厂事宜。
在武汉地区，工厂拆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外埠迁汉工厂的再迁，共迁出机器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电焊工业、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矿业以及其他工业共170多个厂家。另一部分是武汉原有工厂的拆迁。工矿调整处派遣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头四处劝导督促，并协助工厂拆迁。武汉三镇着手拆运者，有化学工业、机器翻砂工业、织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厂家共150余个。
至8月中旬，除少数工厂被限期拆迁外，一部分厂家迁往湘西、湘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大部分厂家迁往四川。及至武汉撤退，除沙市尚有数厂外，武汉地区厂矿大迁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内迁工作转向宜昌与重庆之间，宜昌为迁川的中转站，各厂物资在此换乘木船入川。自7月下旬以来，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长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武汉失守后，宜昌岌岌可危。在轮船运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又雇用木船，紧急疏导，紧张抢运，入川各厂陆续抵达目的地。宜昌航运直至1940年6月中旬宜昌沦陷乃告终止。
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迁往内地的厂矿已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这304家厂矿中，迁往四川的有134家。详见下表：＇《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2～63页。＇
内迁厂数统计表（1938年12月底）
迁往省区
业别四川湖南广西陕西其他
省区共计
机器五金51551033122
电器无线电862 117
陶瓷玻璃531 110
化学22422131
罐头食品73 1415
印刷文具19 3 22
纺织染1044214171
其他8 1 9
矿业43 7
共计134118212011304
上述厂家，到达目的地后，积极筹备建厂复工。至1938年年底，复工者达81家，产品价值己达438万余元。
在上海、武汉工厂拆迁的过程中，其他战区的部分工厂也相继拆迁转移。
如河南郑州、漯河、许昌、孟县，山东济南、青岛，山西绛县等42家工厂迁往陕西关中地区（其中一部分再迁入川），拆卸机械1。5万余吨。
在众多的民营工厂实行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署、军需署管辖的兵工厂、军需厂也先后奉命迁往内地。除少数迁往湘西、贵州等地外，多集中于四川重庆地区。较大的兵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以及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含迁汉的上海炼钢厂和汉阳钢铁厂及大冶炼铁厂、六河沟公司湛家矶炼铁厂、萍乡煤矿的部分设备）均迁往四川重庆地区；巩县兵工厂先后辗转迁往长沙及湘西安化、沅陵等地。由于对兵工企业实行了比民营企业和普通国营企业更为优先的政策，因此，兵工厂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彻底和顺利。这对于迅速建设后方战时兵工生产基地，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战区内迁民营厂矿448家、内迁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迁入四川，计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区23家。
这些内迁工厂中，机械厂占40。4％，纺织厂占21。65％，化工厂占12。5％，教育文具厂占8。26％，电器厂占6。47％，食品厂占4。91％，钢铁厂占0。24％，其他厂占5。57％。＇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7卷9期（1942。8。1）。＇
此外，自动迁移的工厂亦有百余家，合计内迁厂矿达600余家。＇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57页。＇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部分工矿企业的内迁，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特定战争环境下进行的空前的工业战略转移。尽管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对战略后方选择失当，内迁行动仓促，致使一些厂矿企业一迁再迁，不少工厂迟迟不能复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广大内迁厂矿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艰苦奋斗，政府有关部门如工矿调整委员会（处）和内迁厂矿联合组织的奖助、督导，这场工业迁徙运动仍不失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创举。
其一，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力量。
内迁工厂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内迁厂家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较为雄厚，门类较为齐全，其中不乏重点与名牌厂家。这场内迁运动，不但迁出了几乎所有直接支持战争的军工企业和支撑大后方工业的机器设备，而且同时随迁了大批企业管理与技术人才。上海内迁的民营工厂数量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其中有“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的”龙章造纸厂，“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的康元制罐厂，“执上海橡胶业之牛耳”的大中华橡胶厂，“中国最大之纺织厂”的美亚丝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