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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述许多地区的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国家，但日本人民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多次公开揭露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表示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等，曾在延安工作，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直接帮助中国抗战。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他田幸子，以及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延安或重庆，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侵略军的官兵中，许多人被俘后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翻然悔悟，加入反日本法西斯的行列，建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在“觉醒联盟”、“反战同盟”和其他日本人进步团体的领导和推动下，反战的在华日本人以多种形式对日本的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有的日本士兵被俘后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二、白求恩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印度授华医疗队1938年初，正当中国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托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组织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
白求恩，1890年生干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
1936年曾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白求恩接受委托后，率领医疗队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医疗队由八路军驻地陕北的清涧出发，到达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第120 师重伤员收容所。在这里，自求恩对重伤员进行检查和处理后，继续深入根据地，于6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在五台金刚库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白求恩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十分感人。
1938年5月，白求恩由清涧到神木县贺家川时，行程300多公里，历时12天。行前，白求恩自己借来木工工具，亲自动手制作了驮运医疗器械的木箱子。经过12天行程到达贺家川以后，一小时也没有休息，就先查看了每个伤病员。吃过晚饭，白求恩又立即提着手电筒进行第二次查房，对每一个伤病员的伤势及生活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查完房以后，又立即将自己带来的30多件毛毯、床单、鞋、袜等，一一分发给急需的伤员。第二天一早，白求恩又检查手术室，发现房顶没有天花板，手术时灰尘会落到伤口上，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缝制一个手术帐蓬，接着便是做一整天手术。由于白求恩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使许多伤病员得到及时治疗而挽回了生命。白求恩到了晋察冀边区以后，与在贺家川一样，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去松岩口研究模范医院的计划，后来，白求恩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极其危险的冀中平原为八路军救治伤员。白求恩被任命力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顾问以后，想方设法举办卫生训练班，为根据地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医疗卫生骨干。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为一名头部患蜂窝质炎的伤员手术时，在掏取碎骨的过程中左手中指被划破，感染上致命的病毒，未及处理又立即参加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在参加这次战斗中，白求恩虽感不适，但为了抢救战士的生命，他默默地坚持着。战斗结束后，当人们用担架将他抬到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时，病情已极端恶化。这时白求恩已预感到自己的病难于救治，便抢在昏迷之前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交侍自己的希望和未及办完的事情。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患病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士＇《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逝世。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使聂荣臻以及接受过他治疗或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泪下。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河北唐县军城村修建了白求恩墓。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颂他是一个“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外国人。
白求恩逝世后，为了发扬白求恩精神，1939年12月1日，八路军总部颁布命令，将八路军设在延安的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仅是白求恩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象征。在这个医院里，除了中国医护人员以外，还有一批援助中国抗战的著名的外国专家和医务人员。如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国名马海德）。印度医生D·s·柯棣尼斯（Kotnis）、M·M·爱德尔（Atar）、B·K·巴苏（Basu）、德国医生汉斯·米勒（Hans Mueller）、朝鲜医生方禹镛、澳大利亚医生富莱（Richard Frey），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部医生保尔舍克（Borcic）等。这些外国专家和医护人员，舍弃自己在国内的和平生活，到中国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军民一样地住窑洞，吃小米，穿草鞋，着粗布·共同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其中乔治·海德姆和柯棣尼斯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国际医院。它不仅在医务人员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援，而且在经济、医疗器械方面，也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援。保卫中国同盟负责人宋庆龄在香港等地开展各种募捐活动，为医院筹集下一批又一批医疗器械和资金。英国朋友约翰·桑勤克诺弗特，曾慷慨地给医院捐献一辆大型救护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协助用飞机将一批医疗器械运到延安。在根据地人民和国际的支援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最终发展成为拥有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共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
与白求恩一样在中国竭诚地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该医疗队是印度国民大会组织和派遣的。成员有队长M·M·爱德尔，队员M·R·卓克尔、D·S 柯谏尼斯、B·K·巴苏、D·木克吉等5人。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29日到达武汉，由于武汉失守，11月21日撤至重庆。在重庆经过多方交涉和几番周折，最后才获准去延安。在由重庆赴延安之前，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谭文山应五位印度医生之请，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尔称安德华；卓克尔称卓凯华；柯棣尼斯称可棣华；巴苏称巴思华；木克吉称慕客华。＇他们当中有的名字后来在报刊上写成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并一直习惯地沿用着。＇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14日受到毛泽东、王明的接见。3月18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被派到八路军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卓凯华被分配到卫校任教师。以后，印度医疗队又先后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
他们在中国期间，积极工作，细心诊治伤员，以最大的热忱帮助进行护士教育和由医院代训的学员临床教学。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还会同延安的名医为周恩来会诊治疗骨折的右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医疗队的5人当中，巴苏华和柯棣华在华工作时间最长。
巴苏华，1911年生，印度共产党员，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9月来到中国，1939年3月至10月，在八路军军医院外科任主治医生，同年11月与爱德华、柯棣华一起，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作救护工作，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除继续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在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负责编辑《中国报道》杂志。
1943年6月回国。1985年卒于印度。
柯棣华，1910年生，1938年印度医科大学毕业，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柯棣华具有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品质，在他离开印度到达重庆的时候，接到父亲在国内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劝他回去料理后事，他含泪谢绝说：“我们到中国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柯棣华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这里虽然环境艰苦，比起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还是安全舒适一些。可是柯棣华在医院工作不足半年，就提出要到抗日根据地的前线去。经毛泽东的慎重考虑和批准，柯棣华与爱德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先到晋东南，后到晋察冀。在晋察冀，他们参加了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柯棣华连续工作13于，接收800多名伤员，力585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最紧张的时刻，柯棣华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柯棣华在担任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期间，在医疗药品的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