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12个队。
1939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
广州失陷后，旅居南洋的琼崖华侨，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下分香港团（团长范世儒）、赵南团（团长符克）、星洲团（团长陈琴）、泰国团等。全团共276人。在1939年至1940年间，该团先后在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开设医疗所，为当地军民服务。在战斗中，他们曾经救治过一名被日军刺了18刀的年轻妇女，被群众称为“神医”。
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琼山县甲子圩，炸伤数十人，但经琼团医护队抢救，无一人死亡。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不仅以人力和技术支援琼崖抗战，而且不断地从海外运回医疗器材，帮助冯白驹领导的抗臼游击队建立野战医院。
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支援中国抗战的海上国际交通大部被遮断，西甫边镜上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沿途翻越滇西的横断山脉，道路崎岖险峻，气象变化无常。保证这样一条公路运输的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当时国内人材奇缺，无法满足滇缅公路运输的需要。
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者达数千人。最后，南侨总会批准了3200人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上的工作非常艰苦，除了随时有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外，还要过“三关”：
第一是“疟疾关”，滇缅公路通过疟疾流行区，许多侨工一到就染上此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愈。每隔一面天或两三天发烧发冷一次，有时行车至半途病发，只能在路旁的草窝里躺着，等待发热发冷过后才能继续开车。
第二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许多路段山高坡陡，通过悬崖峭壁，特别是三台山一段，终年雨雾笼罩，路的一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由于潮湿多雨，路面特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入深谷之中，非经过多次来回适应是不敢在这样的路段上开车的。
第三是“雨季关”，每年雨季，终日大雨不停，能见度极差，加之山洪暴发，滑坡经常发生，随时都有被山洪和滑坡吞没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修路，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人献身。但广大侨工毫不顾及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除了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以外，其他服务于各个战场上的侨工也都一样努力地为祖国服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广大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空军，不仅大批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而且辽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华侨青年加以培训，输送回国驾机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举办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70余人。美国的其他地方和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到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
1937年8月14日，日军工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泮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一起驾机迎战，以3比0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3架敌机围攻，当他弹药耗尽，不能再向敌机攻击时，毅然驾机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其他归侨飞行员的战绩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广东省的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主安地区，和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就有50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主1000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200乡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1940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四节 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一、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在国际上首先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
在欧洲，1937年8月，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援助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呼吁书，号召英国工人阶级大力开展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的活动。英国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表示铁路工人将尽一切努力抑制政府将工业原料输往日本。英共主席波立特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抗战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应当为帮助中国取得胜利作出贡献。英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
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将1800码＇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0。9l44米。＇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运交宋美龄。此外，一些社会团体还开展各种募捐义卖活动筹集资金。
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援中国。法国的“法中之友社”1937年11月13日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
12月22日，又召开反日大会，邀请吴玉章等人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通过了援助中国反侵略的决议，并致电蒋了石，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西班牙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也向国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加强反帝斗争和援助中国的宣传，并以抵制日货、拒绝装运输往日本的武器等手段，制裁日本法西斯。拥有1900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和发动会已国援助中国。
1939年9月，该会又在苏黎世开会，通过了中国代表朱学范提出的《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援中国，其中仅募捐一项，就筹得556万法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90多万会员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于1938年在卢森堡召开了有34个国家（地区）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各国代表共同提出的援华制日提案，决定国际运输工会的会员工人停止为日本装运军火、汽油等战略物资。
在美洲，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于1937年7月29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得到美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尽可能援助”。美共还号召美国工人阶级“停止给日本运送一切军火”。美国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于1937年10月28日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下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在中国驻美机构和美方有关机构的组织、推动下，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筹赈中国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共筹得美金1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
1941年5月18日，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美国各地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的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踊跃参加。
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朝鲜人民，除了在国内坚持斗争外，大批爱国者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结合参加抗日斗争。金日成等朝鲜爱国者，率先在中国东北组织了以朝鲜人为主体的游击队，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为朝鲜的独立解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对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可贵的帮助。1938年至1940年，朝鲜爱国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于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来到延安的朝鲜志士，建立了“朝鲜义勇军”，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抗战。在中国抗战期间，越南人民和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中国抗战，胡志明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八路军，辗转于延安、重庆、昆明、桂林之间，在领导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