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不是也有不少人以不同形式，展现出集体的“快乐童年征候群”迹象吗？有一群人，他们的“快乐童年”是日本殖民时代，他们一直借由建构一套日本殖民时代记忆，来抗拒汹涌来袭的现实挫折。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对他们而言，正是失落的开始。
现在不也有另外一群人，以国民党时代为其不可复归的“快乐童年”吗？他们想起那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治安平静、风俗朴实，对照了现实的种种不堪。对这些人而言，政党轮替才是失落的源头。我们有“失忆”与“失忆政治”，另外这个社会还有“怀旧”与“怀旧政治”。怀旧中的痛与乐，有时候或许比谁当“总统”谁当主席，更关乎台湾政治往哪里走、演化成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呢！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1）
“温斯顿无法明确地记得：自己的国家有什么时候不在打仗。不过他小时候应该曾经有过一段和平期吧！在他最早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印象：一次突如其来的空袭，周遭的人都觉得很惊讶。显然那是战争的开场。从那时起，战争真的就从来不曾中断过，尽管严格说来，那不是同一场战争。小时候，连伦敦都有过一场混乱的街道巷战，让他记忆深刻。然而想要把战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什么时间跟什么国家打仗，却完全不可能。没有文字记录、没有口语记录，提及除了当前状态外，从前的事。在1984年这个当下，大洋国跟欧亚国打仗，跟东亚国联盟。 温斯顿清楚记得：才四年前，大洋国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联盟。然而这只是他脑中刚巧没有完全被控制的一小块片段记忆。官方说法里从来不存在任何改变。大洋国正在跟欧亚国打仗，所以大洋国就总是跟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绝对的邪恶，因而无论过去或未来，跟那个国家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乔治？奥威尔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一段鲜活描述，关于国家控制最核心最根本的做法 控制记忆。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未来小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奥威尔察觉到：对世界秩序乃至于人类文明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刚刚结束、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毁坏了众多城市的大战争，而是方兴未艾、正要全面发展的苏联式极权主义。所以他运用想象力，刻画了一个未来世界，如果苏联的极权主义得以发展完成，人类社会可能变成的模样。
《一九八四》当然是一部优秀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代表作。首先，我们应该体会、佩服奥威尔的洞见。在那个战争经验尚未远离的年代，他没有活在战争好不容易结束的安心和轻松中，却能够敏锐地察觉：有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正在酝酿，或者应该说，如果极权主义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未来人类将坠入不断战争的悲惨深渊里。
其次，奥威尔看清楚了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其意识形态，而在其统治手段。极权统治手段中最可怕的，不是暴力威吓，而是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在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中，最可怕的又是对于记忆的改造。
个人记忆不可侵犯
不让人拥有记忆，否定记忆的有效性、否认个人记忆的权利，是扭曲真理最极端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曾经经历什么，有过怎样的过去，都必须听从、接受政党给予的标准答案，那他又怎么可能坚持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更不必说要在抽象、不可见不可听的知识上挑战政党的权威了。
用这种方式分析苏联极权主义，《一九八四》也就成了不只是批判苏联的作品。事实上，类似的手段也的确被用来灌输其他“真理”。《一九八四》里昭示的一个重点，值得我们多年后持续提醒注意。那就是对抗极权、避免社会往集体极权沦落的根本力量，在于记忆，尤其是个人记忆的不可侵犯性。
人生来并未被赋予完美的记忆能力，记忆会有疏漏，也常因时间而有扭曲变形。国家就是利用人类记忆的这种本质匮乏，强势介入取消个人记忆的有效性，进而强势灌输“正确”记忆，取代个人“有瑕疵”的记忆。
要防止这种侵犯，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承认个人记忆不完整、不完美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个人记忆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是的，人有记错事实的权利，但人有不接受“正确”记忆的权利。如果在这上面退让，允许某种更高权威强制改变记忆，极权必然于焉形成。虽然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完美、不完整，不过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记忆会彼此抵消错误，并产生互相补足缺漏的效果。所有不完美、不完整加在一起，总会浮现出一条基本事实骨干来的。
比对彼此记忆的机制
所以，与个人记忆权相应配套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要建立让人们可以集合记忆、自由交换记忆，进而比对记忆、发掘错误的机制。
图书馆，或任何聚集时效性资料的机构，都是这套机制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2）
中重要的一环。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政府档案的搜集。然而要发挥帮忙提供“记忆对证”，这些数据必须要有充分的开放性。人们能够、而且养成习惯，经常寻求这些固定不变的资料来协助、检验个人记忆，修掉不符、错误的部分。
另外媒体也是动态记忆平衡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表面上媒体报道当下、现实发生的事，然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社会里，媒体担负着更深层的责任 那就是提供对照了解新闻现实的背景记忆。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个别、孤立地认知现实事件，但是要将不同事件串接看出其变化与意义，却有赖于有效叫唤出记忆与纪录，才有办法做到。这就是媒体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与工作伦理。
有记录、有不断挖掘纪录来解释其变化与意义的专业，才能提供个人记忆更大的空间与保障。每个人保存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缺失与错误，可以经常和动态检验过的公共记忆对照修正，于是个人记忆也就不至于错误、离谱到哪里去了。
记忆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公民拥有多大的自我记忆权利，也就决定了他们共组的社会，能够给予成员多少、多宽广的自由。
＇身份＇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1）
捷克小说家韦尔（Jiri Weil）写过一本描述德国纳粹占领捷克时期的作品，小说一开头讲述一个纳粹亲卫队的队员，得到指令，要将布拉格音乐学院屋顶上一整排的音乐家塑像，“清除有害因素”，意思是打掉里面有犹太血统的人的雕像。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地去请教学院教授，屋顶上一排雕像中，哪个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很明确地回答：“门德尔松。”那门德尔松的雕像当然不能再留在屋顶上了。可是爬到屋顶上一看，问题又来了，雕像上面没写名字，怎么晓得哪个是门德尔松？
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再去问人家了，他运用纳粹知识中教导来辨认犹太人的重要方法，反复端详雕像的鼻子，找出其中一座鼻子最大的，“就是他了！”抡起铁锤将雕像打个稀巴烂。完成任务后，回头却看见底下聚集了好多人，音乐学院的院长正赶过来，聚集的学生们一看见院长就急忙地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毁坏了瓦格纳的雕像！”
这还真不是个小错误。奉命“清除有害因素”，这位老兄搞半天却将德国纳粹奉在神坛上、希特勒私人最崇拜的对象瓦格纳给除掉了。他这下子吃不完兜着走了。更尴尬的是，他之所以犯错，是他深信纳粹宣传，相信从犹太人的外表就不只可以辨识他们的种族血缘，而且可以辨识他们的“邪恶本质”。在他眼里，瓦格纳明明就比门德尔松更犹太、更邪恶。
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门德尔松是犹太人，但他是个奇怪的犹太人，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事实上，门德尔松自己在作品上签名时，签下的姓，都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门德尔松”，而是“门德尔松 巴托第”，这才是他认定自己的全名。“巴托第”是门德尔松的爸爸在放弃犹太教，改宗信仰基督教，受洗后给自己家族加上的姓，理由是“门德尔松”这个姓，是个不折不扣纯粹的犹太姓。这个姓和犹太人关系太密切了，“要人家接受基督徒门德尔松，就像要人家相信有犹太教孔夫子一样荒唐”。门德尔松的爸爸如是解释为什么要加上“巴托第”的理由。
不过门德尔松的爸爸正式文书上加了“巴托第”，平常却不太用这个附加姓氏。要到门德尔松，才每次签名都不忘记加上“巴托第”，换句话说，门德尔松比他的爸爸更自觉地投身加入基督教的阵营，而与自己的犹太出身保持距离。
这样的选择，可以理解。毕竟那是欧洲反犹主义盛行的年代，很多基督徒相信犹太后裔背负杀死耶稣基督的大罪，除非改信基督教，否则灵魂里永远带着魔性，不但死后会下地狱，就连生时也应该被以对待邪恶的方法予以孤立、惩罚。不愿受到反犹主义歧视、迫害的犹太人，当然只好放弃犹太身份，转而认同基督教了。
门德尔松写过好几部宗教剧。其中有一部是取材自《圣经？新约》的《圣保罗》。《圣保罗》的神剧情节里牵涉犹太人，在两个不同的歌词版本中，门德尔松选择了对犹太人更不友善，把犹太人刻画得更丑陋的那一个。
许多迹象都显示，门德尔松是真心认同以基督新教为信仰骨干的德国文化。至少他对德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远高于犹太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样一位以其成就，大大丰富了德国文化内容的音乐家，到了20世纪，却还是被纳粹以其血缘因素，刻意忽略、贬抑他的地位，认为和瓦格纳或布鲁克纳等“纯种”雅利安音乐家相比，门德尔松的音乐不够雄浑伟大，充满了小市镇小商人的气息，进而把他的音乐排除在主流之外。
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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