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丞相的用语很讲究，他没有接续刚才的那句话，而是巧妙地趁之前一回合的印象还没有消失时，说一句挑拨性的话头：「愿闻散『不足』」，这就启开贤良的长篇大论。这篇大论，是全书内最长的，依照王利器的分段方式，共有34段（段538），其结语是：「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这时，丞相说了一句结束语：「治聚『不足』奈何？」这句话表面上看来，是不关痛痒的发问，但临场效果却不止如此。贤良立刻又接着说：「盖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结果是桑「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30救匮〉）。这时候丞相才假装责备几句：「…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31箴石〉）。贤良趁机把论点拉开，说：「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狭耳。」希望藉此来缓和场面。然而桑大夫已被激起斗志，身不由己地辩起这些话题：「己不能故耳，何狭之有哉？」（〈32除狭〉）。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贤良趁势谈起「选贤」。
一直到〈38备胡〉，桑大夫和这位贤良之间的辩论有如短兵相接，针锋相对。论点有时偏离主题，有时又回到会议的主要议题上：废除盐铁专卖。到了〈38备胡〉的尾段，桑大夫又「默然不对」。此时丞相又介入了：「愿闻方今之急务…」（〈39执务〉）。这句挑拨性的问话，再度把桑大夫逼得图穷匕现：「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41取下〉）。这个说法再度引起贤良的最后一击：「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邪？」场面急转直下，「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41取下〉）。
综观车丞相在盐铁会议内的四次发言，我们的评语是「清淡」、「精准」、「老到」。
李怡严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当代》2000年3月151期
7良币驱逐劣币：汉文帝的放铸政策
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要有一项前提才会成立：在金属货币的时代，如果政府规定劣币与良币的购力相同（或有固定的交换比例），劣币就会驱逐良币。但如果（1）良劣币之间没有固定的交换比例，（2）政府鼓励民间自由铸币（放铸），那就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良币会驱逐劣币。西汉文帝（公元前179157），鼓励民间自由铸造四铢半两钱，就出现这种「反格雷欣法则」的现象。从考古的证据可以证实，放铸期间铸造的四铢钱，比国家铸造时期的四铢钱，在含铜量与钱币的重量上（成色），都明显地优越。
秦朝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看起来可以由上而下一条鞭，但也要付出相当高的监督成本。在这个短暂的朝代里（公元前221206），货币体制并未和政治一样地标准化。这种混乱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西汉初期的几位统治者，发行过好几种货币，但效果并不好，主要的困扰是盗铸与贬值：减轻钱币的重量或降低含铜量。
汉文帝登基的第5年（公元前175年），宣布两项新政策：（1）铸造新币，名为四铢（每铢的重量＝0。651公克）；（2）开放铸币权（放铸），民间可以自由铸造，私人铸币无罪（「除盗铸钱令」）。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惟一的放铸时代，效果如何？意外地好，可以说是替「文景之治」（公元前179141），奠下良好的基础。
文帝的放铸政策只维持30年（公元前175144），之后收回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铸币权回归中央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直到公元前119年为止，四铢钱的寿命总共约55年。我们从出土的钱币质量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汉代的各种钱币中，四铢的质量最佳（含铜量最高）。历史学界认为，文帝的放铸引发币制混淆，这是不正确的见解。
四铢钱
前面说过，四铢钱是放铸政策下的新钱，但国家收回铸币权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这就方便对比「放铸」与「禁铸」时期，四铢钱的质量优劣。我们要提出一个论点：在自由铸造的环境下，透过「产品」（民间自由铸造的钱币）的竞争，货币的质量会不断提升，导致「良币驱逐劣币」。
这个结果其实很符合格雷欣法则的精神：（1）如果政府不强制规定劣币与良币的交换比例；（2）如果民间对钱币的质量，讯息对称透明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反格雷欣法则」（良币驱逐劣币）。大家会问：如果放铸能让良币驱逐劣币，为何古今中外的政府，大都采「禁铸」政策？原因很简单：在放铸政策下，政府赚不到「铸币利润」。铸币利润是君主的重要财政收入，铸币权收归国家因而成为常态。
但放铸并不表示，民间可以铸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铜量）的钱币。事实是：政府会提供「标准货币」的样本让民间遵循，重点是要让民间赚取「铸币成本」与「钱币面值」之间的铸币利润。换言之，政府把原本由国家赚取的铸币利润，转让给民间。放铸的目的是希望：（1）透过民间的竞争，钱币的质量会愈来愈好，国家的币制可以更快统一。（2）减少政府的负担，不必支付铸币成本与发行费用。
在这种鼓励下，民间有意愿铸造成色较佳的钱币，这样才比较容易把自己铸造的钱币卖出去。在利润的诱导下，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钱币的质量就和其它商品一样，会愈做愈好，劣币自然会被驱逐。但如果铸币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就会在财政考虑下（为了赚取更多的铸币利润），降低钱币的质量，因而掉进格雷欣法则的陷阱里。
把秦朝铸造的12铢钱、西汉早期的3铢钱、吕后时期的8铢钱、文景时期的4铢钱、武帝时期的4铢、5铢钱，以及东汉时期的5铢钱，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含铜量，可得到很明确的结果。以秦朝12铢钱每公克的含铜量当作基数（=100），就可看出秦汉各种钱币中，以文景时期的4铢钱质量最佳（指数=205），其次是西汉初期的3铢钱（=198）、武帝时期的5铢钱（=184）。这个结果说明，在放铸政策下，钱币的质量最佳，良币真的有可能驱逐劣币。
接下来要问的是：单用放铸政策，就可以保证这项结果吗？当然不是，还需要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称钱衡」。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168号汉墓，出土了汉文帝前元15年（公元前165）的称钱衡（天平）。衡杆上记载与货币法律相关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意思是说：凡商民买卖所用的钱，都必须用「钱衡」（天平）测量实重，不可逃避，否则依条例处罚。
钱衡的目的很简单：持有各种货币的人，必须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交易。如果具体落实的话，民间很快就能评断出，哪种钱币质量较优、接受度较高。换句话说，钱币市场开始产生有规范的良性竞争，让良币更为人接受，拒收劣币。透过钱衡的公开运作，如果持劣币来买卖，对方会要求加钱才肯成交：「或用轻钱，百加若干」。反过来说，如果持良币来买卖，就会要求对方添给商品：「或用重钱，平称不受」。
格雷欣法则成立的第一项条件，就是良币与劣币之间有固定的交换比例，钱衡打破了这项条件。格雷欣法则的第二项条件，是买卖双方对货币的质量讯息不对称。在钱衡法的要求下，双方对货币的质量有透明对称的讯息。格雷欣法则的两项条件，在钱衡法的运作下都无法成立，良币因而得以驱逐劣币。
综前所述，文帝的放铸政策，经过4个步骤才能成功。（1）政府提供钱币的形式和质量标准，称为「法钱」。（2）鼓励民间自由铸造，但质量不得低于法钱。（3）提供钱衡，作为判别良劣币的标准与仲裁工具。（4）民间为了赚取铸币利润，就会竞相提高货币质量，良币逐渐占上风，劣币被逐出钱币市场。
这套史上惟一的放铸政策，在景帝时（公元前144年）结束了，前后历时30年，之后铸币权回归政府（禁铸）。景帝继续铸造4铢钱，但质量起伏不定。公元前140年时，把4铢改为3铢（减重），136年时改回4铢，119年又改回3铢，118年铸新的5铢钱。到了公元前113年，武帝禁止地方政府铸币，完全收归中央。
上述的27年间（公元前140113），币制改革了好几次，质量逐渐下降。以5铢钱为例，武帝时期的5铢钱，从3。35公克降为3。26公克（昭帝时所铸），再减为3。07公克（宣帝时铸）。到了东汉，5铢钱只剩2。86公克。长期而言，文帝之后的钱币质量持续下降，主因是国家财政困难，必须尽可能赚取铸币利润。
五铢钱正反面（半两）
汉文帝的放铸，在古今中外的货币史上，都是少见的例外。从这个史例，我们可以得出两项基本学理：（1）在自由铸造的政策下，政府不必规定良币与劣币的交换比例；（2）当民间对货币的质量讯息对称时（透明公开），格雷欣法则就有可能不成立，良币确实有可能驱逐劣币。
参考书目
陈彦良（2007）：〈四铢钱制与西汉文帝的铸币改革：以出土钱币实物实测数据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学报》，37（2）：32160。
陈彦良（2008）：〈江陵凤凰山称钱衡与格雷欣法则：论何以汉文帝放任私人铸币竟能成功〉，《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2）：20541。
Chen； Y。 and C。 Lai （2010）： “Good Money Drives out Bad： A Note on Free Coinage and Gresham’s Law in Chinese Han Dynasty”； working paper。
8中国的银本位与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
学界对1929年大恐慌的起因，有诸多学说争执不下，较具代表性的有三种。（1）产业结构说。1914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经济与民生打垮了，战后重建所需的钢铁、建材、机械、车辆，必须靠美国提供。在191828这十年间，美国的产业因而急速扩张。1928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