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指出正是这些罪行造成了工农的血流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的悲惨现实。《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不过，《宣言》紧接着还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早就想说的话： “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宣言》最后号召： “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8页。
《宣言》除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未宣布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而让后人引以为憾外，整个《宣言》可以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讨伐国民党右派的檄文。它一改过去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忍气吞声、妥协退让的软弱态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表达了共产党人压抑已久的愤懑，表明党的政治路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宣言》发出的第三天，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武汉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盟友的背叛。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就是在这最令人痛心和阴暗的时期，顽强地支撑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满是伤疤的躯体。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7月12日成立到“八七”会议结束，只存在了25天。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它发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通告、决议和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对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干部进行疏散。先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量筹集到一些款子，然后依据被疏散同志自己的选择和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具体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
对于被疏散同志，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 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送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这样，项英、向忠发去了莫斯科；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彭湃、邓中夏先后去了南昌、九江；毛泽东、李维汉、罗章龙等去了湖南。
有组织地疏散干部虽然是一项细致而繁杂的工作，但却有着伟大而非凡的意义，它使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感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更重要的是为党保存了一大批精华和骨干，这样，就为革命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
由于李立三等人分途前往各地，疏散工作实际上是由张国焘和周恩来二人进行的。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却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地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所有同志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亲自经手。张国焘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同志们谈话上，他鼓励同志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要坚定革命信念，要有胜利的信心。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工作，革命定会成功。
7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已有了举行秋收起义的设想，并根据这一设想，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后来又根据这个议决案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8月3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便正式向各有关省委发出通知，指示按《大纲》要求部署秋收暴动。《大纲》详细地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计划，指出，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农会为中心，暴动后立即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在条件许可时应夺取县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农民夺取政权后，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对50亩以上的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50亩以下的地主，一律实行减租，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拒绝向武汉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缴纳任何捐税，并实行经济封锁；组织土地委员会，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等等。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虽然在“八七”会议前没有实施，但却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并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发动起来，从此在井冈山等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决定秋收暴动的同时，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还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前往九江，准备依靠尚能倾向革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打回广东，继续革命，重新举起反对新老军阀的大旗。但他们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有动摇迹象，便在7月20日举行了一次谈话会，会上提出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叶挺所掌握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为主力，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将意见转告中央。
对九江谈话会上的意见，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全名维萨里昂？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俄共。1927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1927年11月回国。1935年1月自杀。同月，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党籍。立即表示同意。7月24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上》第174页用了“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的表述。，张国焘、周恩来、罗明纳兹、加伦在武汉举行会议。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 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上决定派周恩来到九江具体部署南昌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罗明纳兹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在他的要求下，临时中央计划在7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并由张太雷和李维汉协助罗明纳兹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形势异常紧张，会议通知很难送达，会议无法按期举行。 8月3日，临时中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各项议程。但因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至8月7日，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便决定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先后到武汉的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八七”会议成为扭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枢纽。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导机构，在它存在的短短25天中，在党处于危难的紧急时刻，力挽狂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决定，使党避免了灭顶之灾，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向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干部传达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
这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张国焘、谭平山后来也参加前委的会议。前敌委员会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正当起义的各项工作在紧张准备之际，29日上午，前委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内容是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26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把张发奎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九江传达国际指示。为什么会选中他呢？据张国焘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罗明纳兹在会上说： “看来这两件事据张国焘回忆，是指国际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和国际电令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昌暴动。（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页。）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张国焘，并问是否可以派他去。张国焘对国际的指示很不满意，回答说： “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一飞同志可以负责这一使命。”罗明纳兹说：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启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于是，瞿秋白、李维汉都觉得张国焘去为好，说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于是，张国焘怀着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情上路了。
从国际指示的内容看，确实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的理解，这要根据个人认识问题的角度来决定。对张国焘来说，一方面他认定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国际方面既不给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