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限制工农运动。
接连的打击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在苏联，不赞成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在中国，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更是为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争论不休；中共党内坚持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反击的一方也互不相让。
5月2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付时局的策略。会上，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根据罗易的提议，作出一项“为了准备进攻而实行策略性退却”的决议，而张国焘的主张被作为决议的附件列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此时，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惟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限制工农运动。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这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武汉国民党统治集团，都把希望寄托于同冯玉祥在河南胜利会师。
冯玉祥虽然曾经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合中共，并从1925年起接连不断地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甚至亲自去苏联学习、访问，但仍不免带有军阀政客的投机习气。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组织了第二期北伐，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作了响应，驱逐了奉系军阀在西北的势力。当6月1日他的军队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既想独占北方几省，又畏惧工农运动的迅猛开展，同时担心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势力必卷土重来，他的军队则首当其冲，孤立无援，所以他极力主张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奉鲁军阀，这样，他的国民军才可在西北立足。
北伐军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会师后，冯玉祥向汪精卫发出了在郑州会谈的邀请。
郑州会议正是冯玉祥策划宁汉合流的一个步骤。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兴高采烈地认为： 这次会师郑州为北伐战争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国共关系的紧张程度也会因此而得到缓和。
6月6日，汪精卫一行应邀前去郑州开会。
6月8日，张国焘主动要求前往郑州查明会议情形，并表示希望影响郑州会议朝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面发展。在得到中共中央许可后，他当天便乘坐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备的专车奔赴郑州。到达郑州之后，他从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口中了解到冯玉祥已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便觉情况不妙。但他并没有彻底灰心，希望能够扭转局势。
6月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但只说准备去车站接冯玉祥，并没有要谈下去的意思。昔日在一起尚能友好共事的两个人，此时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张国焘没有理会汪精卫的拒绝之意，他向汪精卫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否则党国的安危和他个人的前途不堪设想；二是武汉内部的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问题，都可以经过协商来解决，中共保证全力支持武汉政府。
对于张国焘的一番话，汪精卫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又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回答要与谭辏а拥热松烫钢笤僮骶霾摺�
张国焘自知已无回天之力，便于11日匆匆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与鲍罗廷商量的结果，是等郑州会议情况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之后，再作决定。
郑州会议之后，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而国际代表却要求中共继续让步，以期最后拉住汪精卫。6月下旬，武汉政府内反共空气日趋浓烈，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以及鲍罗廷、罗易等都有一种大祸将至的感觉。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即说：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在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开场白使会议笼罩在一种悲观的气氛之中。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使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退出政府的这几项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时，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发表了不同看法。张国焘激动地说： “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6月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了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一切迹象表明，另一次“马日事变”即将到来。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鉴于汉口形势危急，张国焘建议中央机关立即转移到武昌。他说： “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③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35页。
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蔡和森、谭平山等人的赞成，他们也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事部应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个军事计划，以备万一。陈独秀虽然犹豫不定，表示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不方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
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昌的当天夜里，又开会研究党的工作。会上，张国焘再次提出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但他的提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会议也没有认真加以讨论。③
6月30日，中央机关重返汉口，并在鲍罗廷处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国共关系决议案十一条，这是一个著名的、对国民党右派彻底让步的文件。
这最后的让步能拉住汪精卫吗？
人人都知道国共分裂已成定局。然而，人人都在等候着汪精卫先发制人。因为，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谁又敢宣布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呢？
7月8日，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才随着电波姗姗来迟。国际的指示是给鲍罗廷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谁也没有见到。许久以来，共产国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它的“旨意”。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指示的全文时，不难从中看到，在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大革命即将失败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摆脱应负的责任。它除了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和决议是多么正确外，还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最后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而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是为了“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628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鲍罗廷向中共中央提议： “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二十 受任于危难之时
在7月12日的会议上，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受任于危难之时，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艰难的跋涉之中尽力挽救倒悬的局面，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张国焘的政治生涯又一次闪烁出明亮的火花。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组成的第二天，7月13日，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汉政府正在进行的“分共”阴谋，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言》还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指出正是这些罪行造成了工农的血流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