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215页。。
小组织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声势，蔡和森后来曾这样分析其原因： “（1）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都很浓厚；（2）因党中都不满意国焘同志，所以借此夸大，以实行其攻击的野心；（3）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作工，不用经党的通过；（4）国焘不善分配工作”④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4、45页。前两个原因是指攻击小组织和张国焘的，后两个原因是指张国焘本人的。蔡和森的结论是： “小组织问题，发生在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因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的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④
张国焘自从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以来，在处理工作和与同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少毛病。蔡和森说： “党内同志反对国焘同志批评的态度太严重，第一次大会时国焘同志批评汉俊等太严格，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党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另一方面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举为中央委员，所以又发生小组织问题。”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3页。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马林争论的败北和陈独秀公开对小组织问题提出的批评，使得本来就失去党内多数同志拥护的张国焘更是威信扫地。这一点在三大选举时明显反映出来。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张国焘才得到40票中的6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执行委员，甚至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不是。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张国焘，突然从权力的顶峰跌了下来，这一跤栽得可谓惨矣！
十五 固执己见
中共三大闭幕已两三个月了，可张国焘的心情却仍然难以平静。
习惯了奔走忙碌的他，此时突然无所事事，闲居在上海，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便不时袭上心头。白天，他尚可暂时抛开烦恼；夜晚，当万籁俱寂之时，他总是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究竟是马林错了，还是自己错了？如果马林错了，为什么共产国际会支持他？他很想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们是怎样决定国共党内合作的，他更想知道列宁是不是也赞成党内合作。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他反复思考，极力想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想告诉自己，列宁接见他们时所指的合作并非党内合作，他找到了种种理由： 第一，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曾十分明确地指出：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列宁提出的是“结成临时联盟”，而且特别强调“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并没有提出“加入进去”。第二，在远东会议上，虽然远东各国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合作的声浪甚高，但也仅仅确立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规定合作的具体方式。现在，马林将这一合作解释为党内合作，并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来进行，是否合适？
尽管有上述理由和疑问，但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远东会议上，张秋白代表的国民党比他代表的共产党更受大会的青睐。从列宁在会见中只谈孙中山，不提陈独秀来看，从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对国民党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善意批评来看，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更看重的是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民党。另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确实力量弱小，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残酷镇压后，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说明党因秘密活动的限制，不能很快使党自身和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国共合作，党的活动余地无疑会增大。
但为什么必须是党内合作呢？在张国焘看来，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形成的与国民党建立联盟的党外合作的决议，正符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料，共产国际却采用了马林的建议，命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自己的决定。而他自己反对的结果，却是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是谁错了？是自己错了吗？他想找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却很茫然。或者是马林错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匆匆走了一圈，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如何，难道他比我这个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不过，马林确实是个有经验的革命家，他看问题可能比自己深刻，不然，为什么共产国际会采纳他的建议，而中国共产党最后也服从了这一建议呢？
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张国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约翰？保罗曾说过： “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但大多数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张国焘也是如此。
尽管张国焘已经在中共三大落选，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包袱，但他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
1923年7月8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遵照中共中央第二号通告的要求，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改选。会议选出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五人为正式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
7月9日，改选后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决定由邓中夏任委员长，徐梅坤任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任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上并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和“劳动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由沈雁冰兼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刘宜之为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由王荷波兼任委员长，王振一为秘书兼编辑，甄南山负责机工方面，林蒸负责吴淞方面，周启邦负责邮差方面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将党员重新分组，分组的原则是将居住相近的党员编为一组。当时党员共53人，编为五组，张国焘被编在第二组，与他同组的人有董亦湘（组长）、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对“劳动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作部分调整，张国焘、徐梅坤、刘拜农、甄南山、邓中夏负责为《星期日》刊物供给稿件。
8月12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对徐梅坤因病请假的问题，讨论同意准假至病愈为止，以候补委员张国焘递补。会上并提出小组改组的名单，共分四个组，张国焘被编入第一组，其他成员是： 许德良（组长）、瞿秋白、张太雷、严信民、黄让之、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邵力子。以上材料均见《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党史资料丛刊》1984年第2期，第5—7页。
8月22日，张国焘在《向导》第3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反对铁路共管》的文章。“铁路共管”是列强外交团护路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攫取我国铁路警察权、财政权和运输权的方案。针对北洋军阀政府软弱无力、卖国自保的外交政策，张国焘指出要护路救国，绝不可依靠北京政府，因为“北京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是不待列强压迫便自动卖国的传统外交政策，这次不待外人要求，首先任命曼德组织铁路警备队，开门揖盗，便是铁证”。那么，靠什么来护路救国呢？张国焘认为不能靠民众势力，因为“民众团体的组织还未强大，而且没有全国民众势力集中的有力团体，起来号召全国民众为系统的救国运动”。他认为“惟一的方法，只有赶快由全国各职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起来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个国民会议组织成了，才能在全国各城市举行有组织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表示民众的公共意志和爱国热忱，并因而吸引更广大的民众加入运动”。国民会议只有居为“全国民众的中心团体”，“全国民众才能应用这个武器，内则攻打北京卖国伪政府和一切祸国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外则反抗铁路共管，制止列强一切侵略阴谋”。《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160页。
张国焘为何以“国民会议”相号召呢？
原来，在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曹锟、挽救时局的主张是： “同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