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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马林认为全体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则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
第五，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只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为好。张国焘提出为了国共间的良好关系，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国民党，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常保持他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内工作时，就不能随声附和。
第六，马林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的一部分，应该参加国民党，由国民党来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认为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7—290页。
在马林关于中共三大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张国焘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
如果国民运动允许无产阶级存在，我们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参加国民革命。但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即使得不到英美援助，也是如此。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
如陈独秀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有140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党在北方工人中占有主导地位。农民至少有1600万，他们是消极的。他们反对战争，组织了自卫队。要注意农民。虽然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的精神力量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强大。至于小资产阶级，我们促使他们组织起来。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
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运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们就能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李（大钊）教授在北京的工作证明把国民党老党员容纳在区党支部内是很困难的。我们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记录虽然显得零乱，但与张国焘的回忆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份材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出张国焘对国共党内合作问题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张国焘和马林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谁。马林指责张国焘仍保留中共二大时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则指责马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当互相争执不下时，马林就搬出了“共产国际”。张国焘回忆说：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 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1页。
尽管张国焘的观点也获得了一部分代表的赞成，但大多数代表还是同意马林的意见，尤其是党的领袖陈独秀，他对马林的支持使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写道：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张国焘失败了，这是中共三大上他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但并不是惟一的打击。
在这次大会上，他还在另一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使他越发觉得颜面无光。
批评过张国焘的
陈独秀陈独秀在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这样批评张国焘说： “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二大之后，张国焘搞“小组织”、“小集团”的批评就不时在党内出现，这使得一贯盛气凌人、善于发号施令的张国焘总感到有一种声名狼藉的滋味。
事情还要追溯到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时参考。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二大闭幕以后，小组成员由于都是负责工运的同志，所以也常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
当时中共上海区的委员长是陈望道，据蔡和森说，陈望道在主张上与李汉俊和沈玄庐完全相同，而且这个人个性阴沉，反对集中制和批评，怀疑工人加入共产党，反对大罢工，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认为上海党的组织太消沉，主张应积极活动，但陈望道却以消极对之。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故党总不开会，表现出无组织的状态。张国焘也认为陈独秀把党搞得太松弛，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纪律。所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有一次开会时表示对党总不开会的不满，主张对于劳动运动以后他们要常常开会讨论。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页；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劳动运动正是其份内之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复杂起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对国共以什么方式合作自然十分关心，所以在一次开会时，就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当时张太雷正因其他事在场，听了这种说法颇为不快。而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同志，也对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倾向有所不满，便故意当着他的面加重反对的语气。
张太雷离开后，心里很不痛快，就将情况告诉了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施存统等人鼓励他向陈独秀报告。张太雷就去告诉了陈独秀施复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陈独秀听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党内出现了“小组织”。
陈独秀为什么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开会如此反感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开会时有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言论，因为当时就连陈独秀自己也对马林的主张持反对态度。这里有另外一层原因： 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的威望很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这就是证明。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标准的职业革命家，在他身上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敏锐、易于偏激的特点。再加上他性格比较粗暴，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时有不当。现在，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除他自己外，其他四人都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陈独秀自然会想： 这不是撇开自己、架空自己，搞小组织、小集团活动又是什么？
小组织问题如果就此结束，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全党共诛之的“罪恶”。岂料马林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一下子变得丑恶了许多。
还是在西湖会议上，当与会者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后，马林却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党内小组织问题的决议，说党内有过小组织倾向，因此有必要作一决议，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他的提议引起了蔡和森、高君宇的驳斥，张国焘更是十分愤怒。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所谓小组织的成员，又都是国共党内合作的反对者，所以马林据此进一步证明他们的反对正好反映出党内确有“左”倾反对派倾向。双方争执不下，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议下，马林的决议以存案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小组织问题导致党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之间产生了隔阂，陈独秀还因此提出辞职，于是这个问题在党内党外便开始沸沸扬扬起来。有人认为这是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施复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更有人扬言“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