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诘谋壤菟狄焉仙�95％以上。文明重心向东南方向倾斜。近半世纪来，中国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地域徘徊。因此有人说，汉文明正在逃离它的发祥地。为什么要逃离呢？当然是生存环境即自然环境所致。
随着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和生态恶化，华北地区正在成为“被风沙驱赶的地区”。2000年沙尘暴12次光临北京，而今年春，沙尘暴出现更加频繁的势头。步沙尘之后的将是环境灾民或贫困人口。以劳工输出大省四川为例，20年来，每年涌往东南沿海省份的打工民工都在1000多万。打工潮高峰时期，全省劳力约有1/3外出。这种势头至今仍在延续。如果户籍管制进一步松动，中国将出现更大的人口重心东移现象。
在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数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这条信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反映出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狭小，只好通过改造自然、改造国土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相比起来，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可能都没有象中国这样如此需要“人造”生存空间。
这些年我一再写文章说，今后哪种商品的价格都可能由于技术进步而降价，唯独土地价格只会涨不会降，这是因为国情决定了土地是中国唯一的稀缺资源。建国50年来，我认为中国在各项工作中最大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这个问题至今社会上还没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相信不久即将突出显现出来。造成这种失误的最大原因的盲目的决策以及一味地追求产值，突出政绩，以粮为纲等等。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在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建设中，人们几乎无暇注意，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受到环境破坏惩罚了才开始意识和觉醒。但是，我不仅要问：早些年干什么去了？非要到北京上空黄尘滚滚、黄土弥漫、尘土飞扬才觉醒。2000年北京发生了11次沙尘暴，2001年的统计数字还没出来，因为就在我写此书的一天5月15日，北京又一次淹没在铺天盖地的黄尘之中。
1994年夏天，去包头南部毛乌素沙漠的恩格贝和宁夏的腾格里沙漠走了一遭，清楚地知道西北地区的植被、生态是副什么样子，并对北京有什么影响。六年过去，情况严重了许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季风气候，冬春季刮西北风，北京正处在下风口。年年如此，损失就大了。上游得病，下游吃药。现在人们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不仅是中国人开始明白，人家日本人早在10年前就提防中国环境破坏对他们的影响。这些年来，日本人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前往毛乌素沙漠恩格贝基地义务植树。1994年我在那里栽的树恐怕也已长大。可我们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北京人、天津人，前些年何曾想到义务地到西北部植树搞绿化？为什么非要等黄土把家门口都淹没了才行动？
说到底，还是个发展观问题。我这些年一再写文章呼吁：产值增加不等于发展，增长不等于经济进步。并且，不科学的发展，增速越快，损失越大。但我们这些年里的发展目标就是产值至上，数量第一。岂不知数量的增加是以消耗环境资源得来的。传统经济学有个最不科学的地方是不统计资源消耗，更不统计环境消耗和对生态破坏的补偿。因此，有学者把代表国民生产总值的GNP说成是“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叫做“自然资源毁灭总值”＇gross nature perish＇。譬如在搞统计时，只统计牧民们牛羊头数增加了多少，不统计草场草量减少了多少。只统计新开垦了多少亩荒地，不统计因沙漠化损失了多少草场和耕地。只统计挖出了多少煤，不管地下减少了多少资源储备。这种模式的高速增长，速度越快，资源消耗越快，生态环境破坏越厉害。到头来，受到报复的只能是人类自己。
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产值的确翻了几番，但这是以破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财富。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靠粗放经营和资源投入发展的国家，有多少GDP，就有多少资源和环境消耗。增长与消耗和破坏几乎是成正比的。写到这一章时，正值6月5日“世界环境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由徐刚同志执笔的环境节目“守望家园”。里面提到一个数字，1995年，中国因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高达6130亿元，占当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96年，世界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因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为5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400多亿元。
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同志在2000年一个记者采访中透露：我国生态恶化趋势仍在加剧，土地退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38％，且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年失去一个县。植被破坏严重，草地沙化、碱化面积占总面积的1/3，沙尘暴呈上升趋势。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眼睛还只盯着GDP，很少注意由于环境破坏每年失去多少生存空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我早就说过，是生存空间，是土地。但即使这样，每年仍要失去一个县的面积。这一财富值多少GDP？没人统计，没人计算。掠夺式的增长，看来GDP增加了，但失去的比增加的还要多。
今天，我们还能再享受到优美的环境吗？对于环境的变化，50岁以上的人都有体会。也就是在短短的50年间，中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切，本人有着深刻的亲身感受。这里，我必须把它写出来，以引证中国环境的恶化。
4，美丽的童少年
那是1958年的春天，在我六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从济南市送到山东胶东半岛上一个背山面海的小村庄，去跟膝下无子女的姑父母一起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我被拥入了大自然的怀抱。50年代，对于许多中国农村来说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时代。在那里，村庄的面貌以及人们的生活几乎与几千年的古代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一切都是自然淳朴的。驴，牛，鸡狗，炊烟，旱烟袋，火镰，草鞋，石墙，灰瓦，草房，杏树，槐树，石铺的街道，依地形而建的高低错落的房屋。小村庄坐落在一座山脚下，一条由上而下的大山沟穿村而过，把村子分为南壃和北崖两部分。
当时的小村庄大约100多户人家，不到500口人，1000多亩地。在童年的记忆里这是一个优美的环境。山坡上覆盖着郁郁青青的松树，山沟里流淌着清清的溪水。小村庄高高地坐落在九目山脚下，俯瞰着东面、北面一片蓝蓝的大海。姑姑家住在村南头，房后一块林地，房右一块园地。当时的村庄，家家户户前后左右都留有空间，并不象今天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各家各户都绿树掩映。如果从山坡上望下去，整个村庄绿树环抱，一片浓荫。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绿色环境里长大的。夏天，打开后窗，便是一片小树林。透过树丛的缝隙，可以看到远处蔚蓝的大海。那时经常从后窗爬出去，躺到一棵小树杈上悠哉悠哉地玩耍。在西园那茂密的草丛中，我感到了泥土的温馨和亲切。记得有一个夏末秋初，当野草长到半人多高的时候，我便在草丛中开辟了一个窝。躺在里面，被高草掩盖着，仰望天空，静静地感觉泥土的芬芳和大自然的静谧。就在这种环境里，什么人能对自然不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可是今天的故乡，昔日的旧景已不复存在。村子被房屋挤满了，一个挨着一个。我家西边的园地已被一家人盖上房屋，后边也盖上房子。房子是盖得高大亮堂了，但儿时的绿色空间却随之消失。最令人心疼的是屋后街道旁那三棵粗大的老槐树，树龄足有五六百年之上，居然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消失了。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可是真正的大树，粗得好几个孩子都搂不过来。大树下原是村里人消夏乘凉的地方，是南半部村庄村民们的活动中心。但随着三棵大槐树的消失，以往的这个村庄公共空间也随之消失了。人们再也享受不到大树荫下聊天的惬意，夏天再也得不到树木的庇护。我真不明白人们活着到底都需要些什么？封建社会几百年都过来了，树都没砍，偏偏到了物质发达了的今天却把树砍掉了？就是因为穷吗？就是缺那几个钱吗？
老树都被砍光了，新房子院内院外都不种树。灰色替代了绿色。整个村庄象一排排的火柴盒，一座连着一座直向村边伸展，一直盖到山坡上。早先村西边的茔地，打麦场，松林，都被房屋吞噬。绿色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每次回故乡都是一种痛苦。你不能让时光停止，也不能让时光倒流。你所拥有的只是怀念。
我特别怀念村西边那棵高大的老橡树，怀念它每年秋天落下的一地橡果。就是这些橡球曾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70年代的某一天这棵老橡树被砍伐之后，从此，橡树这一生物物种便在村庄绝迹。与橡树一同绝迹的还有家家户户的杏子树，本来这是一种极其普遍、与村民关系极其密切的树，但到了今天，村庄里居然找不到一棵杏子树。通过范家村，我感到中国农村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反生物物种多样化的发展。工业生产的模式被用到农村的住宅建设和村庄发展上，结果出现的就是单调雷同。
再来看村外环境的变化。小时候，九目山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马尾松。一到夏天下过雨后，松树墩下的草丛中便钻出黄绒绒的蘑菇，当地人叫它“粘娥”。拣“粘鹅”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一种乐趣。可是现在的九目山，松林已经被砍得稀稀疏疏，泥土已经所剩无多。放眼望去，岩石裸露，惨不忍睹。一处处采石坑将山坡啃食得一块白一块白。由于九目山是一座花岗岩山，“打石头”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