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约喝衔薪�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了经济学史上有关幸福研究的可能最有趣的现象。通过对25年关于幸福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经济方面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倾向可以用适应性来解释。不过伊斯特林却提出，这种模式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造成的，幸福可能不单单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幸福度，还取决于与周围人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比邻居过得好。
其他经济学家此后也发现了有关幸福相对性的类似例证。看到邻居更有钱，自己的幸福度就会降低。简单地说，自己丢失1000美元，与看到邻居得到1000美元引起的不快程度相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自杀率就越高。伊斯特林提出，金钱给那些很穷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要比富人的长久一些，收入提高会使穷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不过一旦越过欲望的某一道门槛，再努力争取就没有意义了。富人可能比穷人幸福，但是富上加富未必使他们更幸福，起码不会长久，这是因为收入上一个台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并习以为常了。适应性这种特质可能对人类有好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路易斯·拉约强调说，幸福的短暂性和环境上的适应性从进化史上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进步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幸福，他们就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不落邻居之后”的愿望也有这种作用，百折不挠的发展欲望能够增加生存的机会。正如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指出的，人们能够获得幸福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激发并保持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会使我们更幸福，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伊斯特林是对的，经济增长的主张就不会令人向往。如果所有人收入的增加都是齐步走，人们之间的相对差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增长使一部分人获利比其他人多，赢家增加的幸福与输家丧失的幸福互相抵消，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适应性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更加渺茫，毫无意义地在幸福的跑步机上不断奔跑，不会产生丝毫结果。美国的创建者把追求幸福定义为公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适应一切，那么为幸福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心理学家甚至指出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取决于环境变化，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组成。有些证据似乎也表明基因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明尼苏达州的孪生子登记资料库跟踪了数千对1936~1955年出生的孪生子。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孪生子之间幸福感的变化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不论他们是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幸福感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学历和财产因素的差异。对比之下，异卵孪生子之间就没有这种关联，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成的。
但是，如果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比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更深一层的疑问：既然无法增加主观的幸福感，我们争取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有价值吗？这会颠覆整个经济学理论。几年前，伊斯特林写了一篇名为“满足发展和幸福的幻想”的文章，把他对于幸福的研究结果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他一生所从事的研究“打破了所谓集中发展经济对社会最有利的观点”。不管怎么说，幸福的跑步机是个夸张的比喻，而伊斯特林也把他的研究结果说过了头。经济上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也能不断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对这一观点的所有证据都貌似有理，却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不受发展的影响，这有些奇怪。1946~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创历史新高。尽管如此，各项调查表明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反而有小幅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2000~2006年，只有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它们是匈牙利、葡萄牙、加拿大与美国。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除美国之外，收入增加几乎都带来了幸福指数的提高。过去25年左右对5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幸福指数提高的有45个国家，下降的只有7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印度、爱尔兰、墨西哥、波多黎各，还有韩国，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1973年时原欧洲委员会成员后来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除了比利时以外，有9个都声称从那时起国民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了。
这些数据与前面说的那种观点相抵触，即我们被卡在幸福的跑步机上，每踩一步都要校正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然后重新回到起点。这些数据表示，即使我们真的适应了收入的增长，适应性也不会完全吞噬我们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断激励自己要超过邻居，我们仍能享受到金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果说100美元给布隆迪人带来的幸福感比美国人多，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年收入低于400美元的人来说，100美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而对那些收入是他们100多倍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经济发展在富裕国家似乎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事实上，我们从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某种高度就不能进一步带来幸福感，而是它仍然能够带来幸福感。事实上，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多拿到的钱不过是锦上添花。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把它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其他的稀缺自然资源，例如休闲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对我们的幸福感的提升也很重要。金钱对富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些资源却变得更重要了。我们牺牲一部分这样的资源换取经济繁荣，而由此换取的金钱则需要从净幸福感中扣除。 美国人比欧洲人富裕。2006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800美元，比法国或德国高出13以上。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按照1~3级的衡量标准，美国人的幸福等级是2。2，与欧洲人基本持平，因为根据欧盟民意调查，欧洲人在1~4的幸福等级里测到的数值为2。9。
造成美国人生活满意度停滞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实质上的收入不均，1972~2005年，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到0。5％。但是最富裕的15人口中，家庭年收入却增加了59％。幸福指数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最富有的40％的人口的幸福感略有提高，其他人口都下降了。如果说是在经合组织的富裕成员国中，美国是幸福度差异最大的国家，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收入分配也是差距最大的。
不过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金钱能产生幸福感，休闲时间也会。美国人牺牲了大量时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经济繁荣。伊斯特林发现美国人的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更幸福，实际上，他这种悖论式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我们为了挣钱所花费的时间抵消了我们的幸福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消费的愉悦。
研究人员对1000个经常写日记的得克萨斯州妇女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在日记上详细记录了她们怎样分配时间以及她们的感受。研究发现，让她们感到最幸福的是性生活，其次是工作之余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她们最厌倦的是上下班交通和工作。遗憾的是，她们每天平均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只有3小时40分钟，而在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却要花费将近9个小时。
工业化世界中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长。除了美国以外，经合组织所有国家都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和带薪节假日。葡萄牙工人每年一共有35天的假期，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也有10天；对比之下，美国人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休假的机会也少。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减少了工作时间，只有美国在过去的35年里一直没变。美国的全职工人每年平均要辛苦工作46个星期，比西班牙工人多5个星期。根据40多年前的记录，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比美国工人多干350个小时，到了2006年，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日本工人。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1975~1997年，全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一半。不过问题或许出在，美国人因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幸福感，却因每年多工作76小时所带来的不幸福感给抵消了。比较金钱产生的幸福感提升和休闲时间带来的享乐，研究人员估计，要使美国人达到与法国人同样的幸福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提高3倍才能补偿人们多做的工作所抵消的幸福感。
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随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变化。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而因为钱多了，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工作时间比不发达国家的少。韩国人平均每年的休闲时间比墨西哥人多650小时，却比比利时少400小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会引发焦虑，因为收入提高得越快，从事非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折合成金钱的损失就越大。人们挣钱最多的时候，时间和金钱的利害关系也达到顶点。
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曲线看上去像个“U”字，中年以前一直下降，然后再上升。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的时段是50岁多一点，欧洲男女两性都出现在将近50岁，墨西哥人在41岁左右幸福感跌落到最低点。中年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我们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把一些心存已久的雄心壮志束之高阁，不再梦想成为当红歌星、一夜暴富、周游世界或者长生不老。这时我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