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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
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当然，幸福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金钱。据报道，没有性生活的人就不如有性生活的人幸福。有的地方，失业率、犯罪率、通货膨胀率都很高，还有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大量氧化硫等，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会感到不幸福。幸福的人更有可能结婚而不大可能离婚，还会有很多朋友。右翼人士比左翼人士幸福。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在2008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遭遇灾难性失败时，37％的共和党人仍认为“非常幸福”，而民主党只有25％的人这么认为。从1972年社会综合调查开始把这一问题列入调查范围后，这一倾向一直存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由左翼人士的负罪心理造成的。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的幸福指数的差距也会拉大。这表示右翼人士更倾向于把不平等看成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并没有很大的负罪感。
不过，要是能改变人们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就很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幸福度。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经过了10多年，原民主德国的人的幸福度仍然低于他们的西部同胞。而且，如果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的幸福度可能还要更低。1991~2001年，原民主德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大约20％。满意度的大幅提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来独裁国家的垮台，但是家庭平均收入增长60％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苏联解体，1990~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5％。毫不奇怪，俄罗斯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17％。对于苏联解体后男性自杀率的急剧上升，研究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0美元，男性自杀率就会下降0。14％~0。2％。同样，在被调查人群中，有固定工作的人每增加1个百分点，男性自杀率就下降大约3％。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家的地面什么也没铺，只是泥土，你会感到多么不舒服。2000年，墨西哥北部的科阿韦拉州政府推行了叫做“PisoFirme”（硬化地面）的项目，由政府出钱给那些泥土地面的家庭，每户最多提供5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造价大约是1500墨西哥比索，当时大约相当于150美元，也就是墨西哥人一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每家都提前接到通知，让他们把需要硬化地面的房间准备好。大卡车在贫穷社区里穿梭来往，给每家每户倒下搅拌好的水泥，让他们自己抹平。 水泥地面铺了几年以后，在该州首府托雷翁工作的世界银行和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装备了便携式磅秤和医用检测设备，对居民进行了调查，测定该项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泥土地面会滋生多种寄生虫和病原细菌，儿童很容易接触到，从而引发腹泻或者营养不良。贫血在这里很常见，还有各种发育性残疾。研究人员对儿童进行了化验，他们提取了粪便样品，在孩子们指头上扎针作贫血测试，还给他们进行了认知能力测试。他们找家长询问婴儿对于动物、家庭物品一类词语的学习情况，大一些的孩子则测验看图识字。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孩子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硬化地面的效应，他们把托雷翁的数据与它的姐妹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它们同属于一个大都市区，但后者因属于杜兰戈州而没有实行该项目）作了对比。研究人员发现，硬化地面使儿童寄生虫病下降了78％，腹泻病例减少了一半，原来非常普遍的贫血病例下降幅度最大，少了45。家里铺水泥地面的儿童回答认知问题的正确率比那些家里没有铺水泥地面的儿童高出30％~100％，孩子母亲的幸福度也高得多，她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50％，而且焦虑水平也降低了。铺水泥地面家庭的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69％，而这种幸福的成本不过每户150美元。毫不奇怪，墨西哥联邦政府后来决定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
工业化国家比较富裕，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富裕。即使这样，金钱仍然能增加幸福度。欧盟民意调查连续30多年询问欧盟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最富裕的25％的人口中，有近13的人自认为“非常满意”，而最贫穷的25％的人口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3％左右。
美国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关于美国人行为和信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最富裕的14人口中有40％以上的人自认为非常幸福，但是最贫穷的14的美国人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5％。
金钱可能无法永远保证幸福。不过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生活中的任何变化，对于幸福度提升的效果，都比不上从收入最低的人一跃成为收入最高的人。”
我所在的纽约第十一国会选区，属于不太富裕的一个地区，从相当贫穷的东弗拉特布什和克朗高地延伸到相当豪华的帕克斯洛普。统计资料显示，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13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2万美元。这里的人们脾气不太好，200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康威医疗保险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健康保险计划游说团体，根据人们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发表了一份所有选区的幸福指数对照表。我所在的区在全美名列第421名，倒数第15名。
最幸福的选区离纽约第十一选区非常遥远，在美国大陆另一侧的加利福尼亚。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环抱太平洋的加州第十四选区，包括了高科技走廊硅谷的一大部分。与纽约的布鲁克林相比，那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而且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1。66万美元。 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源于人类最独特的本能之一适应能力。人们能够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因伤病致残后会觉得幸福感大幅下降，但是很多人能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有相当大程度的恢复。德国关于婚姻和幸福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寡妇遭受丧夫打击之后可以在两年里恢复正常。
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