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
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
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
—1796 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 年）和《钟之歌》（1799
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
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
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
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
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纳、卡尔·里特尔和弗朗茨·巴德尔这样的
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
意想不到的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在1794
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当作纯粹
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真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我”，以便给“自我”提供
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又赋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
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
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
以通过直觉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
到了空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和《创世
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气
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鸣曲中有所激发。
十八世纪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脱离了歌德以及更脱离了席勒的人，把“浪
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帜，并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
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1798 年在德累
斯顿，1799 年又在耶拿（奥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真名是
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一个艺术之友、世
俗修士的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遗留给他
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文学教
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
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
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概念
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
爱中，到处都显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
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概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
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魔术，才
能接近真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艺术品。这是一种
奇迹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还不能说有人真正地创造过这种
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
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夜之颂歌》（1798—1799 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 年至1804 年间，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演讲里，他
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并且宣称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
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以这样的教训：美没有普遍性，研究和欣赏
艺术必须首先联系艺术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
论：为了达到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研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
经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成为欧
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法国较晚，但传到英国却很快。已
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并
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里一样，在
政治方面也依赖于情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
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
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从1799 年起，诺瓦利就歌
颂为中世纪大增光彩的基督教的统一；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
动，诺瓦利并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
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的许多朋
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值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大
多数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并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使，假如他们感到需要哲
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
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感的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
贵族象聚集在君主政体周围一样，深感与国教休戚相关，并且同意这样的看
法：魔鬼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那
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祭坛面前。
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及其所占
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条
约和坎波福米奥条约宣告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运动的来临，而甚至反对革命
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
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19
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奥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侣，并把教区神甫更多地视
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维拉和乌尔基霍，
从1798 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自命；1799 年，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
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
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
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
英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播下
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
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族家”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
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的周围，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
人的姊妹）这样的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
在1800 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了
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要求重建耶稣
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被选为骑士团的首
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
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1799 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
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
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
洛是一个虏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
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
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卫斯理已于1791
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
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教。①这种情况在1797 年引起了循道
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
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③
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④的长老派
和普顿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
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
气，但是没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
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
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
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
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努和沃尔内，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
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内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
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
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
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
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
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