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
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
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
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
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
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
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
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
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
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佯。这种和神
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
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 年就翻译了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
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
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
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
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
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
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
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
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
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 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
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
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
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
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
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
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
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
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
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
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
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
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能给他们带来幸
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
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的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
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
上学赋于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
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了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
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
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
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
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
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
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
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
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
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门陷入忧
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
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
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
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
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
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
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
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
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
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
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
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
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
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
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
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
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
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
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
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
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
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
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
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
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
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
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
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
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
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①，1800 年左右在英
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
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
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
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
英国国教的信仰。华茲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
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 年止，
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
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
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
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②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
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
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
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
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
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
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
泛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