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却很少涉及到工业财富、公司组织和信贷，这也是它的历史特点之一。
总之，民法典决不是理论家的创作，不是理论家硬加给社会的、与生活实际
无关的一部抽象法律书，而萨维尼和其它德意志法学家所提出的批评都是完
全没有根据的。这些批评家内心里充满贵族阶级思想感情，而民法典正是否
定这种感情的。
波拿巴关于国民教育的主张是，它应当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
权的专断性质协调一致。他说，教育必须“普及全国”，并且是“政府首先
要关心的事”。夏普塔尔的教育方案被认为野心太大，于是改由富尔克鲁瓦
主持，起草了共和十年花月11 日（1802 年5 月1 日）的法律，把初级学校
交给公社市政当局管理，就象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波拿巴和当时大批资产
阶级人物都同以前的伏尔泰抱有同感，他们认为，教育穷人在政治和社会方
面都是件麻烦事。至于为培养教育未来领导人物的传授专门知识的中级学
校，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学校是仿照普利坦内——原来通称为路易大王中学
——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是法国革命唯一保留下来的旧学校；在督政府时
代，该校曾恢复为寄宿学校，新办的“中央学校”就没有。共和八年（1800
年3 月22 日）当时的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对它进行了改革。每个上诉
法院管辖地区都要有一所国家提供经费的国立中学。同时也规定有由私人开
办、但由政府批准和监督的中级学校；共和七年，政府开始指派这些学校的
教师。政府在国立中学设立了六千四百份奖学金，其中两千四百份授与军官
和政府官员的子弟，其余四千份留给中级学校的优等生。在一定程度上，这
些奖学金迎合了“空论家”的愿望；但在实际上穷人是申请不到奖学金的，
它成为只是对文武官员有利的补助金，成为使小资产阶级依附于大资产阶
级、并把其中最优秀分子吸引过来的诱饵。他们成为公务员或经济部门的领
导者，就不再会有变成动乱的因素的危险了。私立教育机构原则上继续存
在，虽然塞纳郡郡守弗罗肖最少在巴黎有权批准和监督这些学校。天主教的
教士立即从这种宽客中得到了好处，在有关初级教学的问题方面，波拿巴从
没有给教士设置任何障碍；基督教学校的修士再次变得活跃起来，并于共和
十二年在里昂建立了一所学院。因为他不重视妇女教育，所以便允许恢复了
一些培养修女的修道会。可是国立中学和教会男子中学彼此间很快就发生了
冲突；这导致拿破仑对各级国民教育都实行了控制。
然而，正在波拿巴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势时，他却已在表现对这个阶
级的不信任。他在参政院谈到财富时毫不留情地说：“不能把财富当作某种
资格、权利的证明。富人往往是一无所长的懒汉，富商则通常只是依靠高价
出售或偷盗而致富的。”他对金融界人士更没有好感。很清楚，他并不是反
对各种形式的财富，而只是抨击反对那正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动产。首先，它
是一种不易控制的财富，不论是对它实行征税还是没收。其次，它每时每刻
产生出一些新人物，这些人无所凭借因只靠自己发财致富而感到自豪，并且
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因此他们趋向于打破波拿巴竭力建成的社
会结构。为了登上帝位，波拿巴自然转向拥护君主政体的各派，而在君主政
体下，君主依靠土地贵族的支持，反过来他则保证贵族对农民的奴役。这一
理想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波拿巴甚至还没有考虑要重建贵族阶级；但
是他已想要与反革命和解，这是出于个人偏爱，而不是从民族利益考虑。在
共和十年宪法颁布之后的几个月里，使那个时代的人最感诧异的就是这种和
解的进展。
教务专约按部就班地在实施。埃梅里深恐拿破仑侵越专约规定的权益，
便在圣使卡普拉拉的左右对勒絮尔方丈施加影响，使卡普拉拉倾向和解，而
波塔利斯有时虽不免流露对“高卢主义”传统的依恋，却也尽力使卡普拉拉
感到满意。
在新任命的各级僧侣中，顽抗派占了优势，这是势所必然的。原来的宪
政派的主教也因政府加以限制，不得不让顽抗派教士占优势，如果不是这样
安排，他们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宣誓派教士。例如在下来因郡，宪政派主教
索里内在三百五十一名教区和小教堂神甫中，只能派十六名“宪政派”教士，
还占不到百分之五；至于原先虽属顽抗派主教，如加来海峡郡的拉图尔·德
奥弗涅和北滨海郡的卡法雷利，却派了约百分之十二的宪政派教士，前者在
六百三十四个圣职中派了七十八个，后者在三百四十个圣职中授与“宪政
派”教士四十三个职位。另一方面，有一些前顽抗派主教迫使1791 年的宣
誓派教士宣誓顺从，这就等于要他们悔过；即使郡守们反对这一做法，充其
量也只不过是能使宣誓书的措词搞得含糊些罢了。宪政派主教遭到了他们下
属教士的无礼对待，而普通神甫的遭遇则就更坏。富歇在他发出的通报中坚
持应维护信仰自由，他不加掩饰地认为有权把主教看成政府雇员或警察的辅
助人员，即视为精神的宪兵队。然而他失宠了，波塔利斯几乎总是站在反对
郡守一边。为了安抚主教，加来海峡郡和罗讷河口郡的郡守终于被撤职了。
从共和十年“组织条款”一颁布就遇到重重障碍。高级教士被曾称为“阁下”；
教士服装又重新出现了；宗教仪仗和教堂钟声又自由地恢复了；主教被允许
把“承天主慈悲与圣座恩典”加上他们的称号。波塔利斯虽然不掩盖他个人
的感情倾向，但他拒绝强制规定礼拜日休假，他认为习惯很快就会形成自
然。他准许恢复教堂婚礼公告；尤其赞助主教竭力想获得监视政府官员的权
利。他写信给尚皮翁·德·西塞说：“在向政府报告涉及公共利益的一切问
题方面，您处于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的地位。”布伦的县长马斯克莱虽然对
教士不信任，但仍然告诫他属下的市长，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由于职
务的约束，他们仍然应遵奉宗教。
低级的不享有薪俸的教士立即抱怨起他们的可悲境况。农民对他们没有
敌意；但多数人对他们很冷淡，没有人愿意养活他们。虽然“组织条款”规
定宗教礼拜是免费的，但是信徒的捐款要分配给教区神甫和分教区神甫，而
捐款的旧习惯就迅速地恢复了。主教开始公布预期的捐赠数额，并且获准成
立旨在保证教区物质福利的委员会。不领薪俸的低级教士既不能从信徒那里
得到住所，也得不到薪俸，因此波拿巴从共和十一年开始迫使行政机关“考
虑”这些事情；他还把没有卖出的教会产业还给了教区神甫。这些措施收效
不大；但是不久到了帝国时期，国家对于教会变得日益慷慨起来。这样教务
专约就成为天主教教士扩大影响的起点，从而为他们后来在复辟时期的得势
做了准备。
亡命者的归国没有象教务专约那样激起舆情大哗，但是此事仍然给人们
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波拿巴在就任终身执政时曾收到许
多祝贺信，但在颁布大赦令时则连一份都没有收到。在此后十年里大赦令把
亡命者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象对其他人一样，只要发出“密扎”就能够把
他们监禁起来。因此，他们通常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这既不能限制
他们横行乡里，也不能阻止他们企图强迫那些买下他们产业的买主归还，或
让赎买回他们的产业。国有产业的买主大为惊慌，特别是自从1803 年7 月
23 日波拿巴下令清算买主未付清的差额，就更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人们甚至
竞相拍卖，因为这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产业出售本身可能成问题。如果一任
波拿巴为所欲为，1793 年7 月17 日那项曾无偿地废除封建地租的法律就可
能会被修改，从而既给业主补偿又可增加国库收入，这些地租有许多同国有
产业有关。可是波拿巴不敢无视参政院的决定，1803 年2 月19 日该院宣布
决不能修改这一法律。一些回国的亡命者已经参加了政府工作：塞居尔被派
到参政院；塞吉埃在巴黎上诉法院任职，吕伊纳公爵进了元老院；1804 年约
瑟夫…玛丽·德·热朗多成为内政部的一个司长。另一方面，波拿巴还使他
的一些高级军官如朱诺、内伊、拉纳、奥热罗、萨瓦里同贵族的女儿结了婚；
但也有几个人，如迪罗克和马尔蒙，则宁愿同金融家通婚。
融合在一起的气氛在第一执政的宫廷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很快地使杜
伊勒里宫比马尔梅松表现出更多的旧制度的气象。迪罗克已经是杜伊勒里宫
的总管；1802 年11 月，约瑟芬得到一种正式的显贵地位，从那时起她就由
从旧贵族中选出的四名贵妇陪随。就是在这四名贵妇的陪伴下她同波拿巴到
比利时去的。宫廷的礼仪规定越来越细；波拿巴本人穿起丝袜，在佩剑上系
有“摄政式”的绒球。老百姓再次被那些装束、车辆、身着制服的随从、祝
宴和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弄得眼花缭乱。当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勒克莱尔将
军于1803 年1 月在圣多明各去世时，宫廷丧礼也恢复了。1802 年8 月15 日，
一个新的圣徒节，圣拿破仑的节日被规定下来；而7 月14 日和葡月1 日的
共和国节日的庆祝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而已，到1804 年就停止举行。1803 年，
硬币铸上波拿巴的肖像。
沙龙也紧紧追随着宫廷的情调。这个新兴的贵族阶层与暴发户和金融界
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波拿巴为这个贵族阶层规定了一些礼仪，这是革命
前的贵族所不具备的。他使约瑟芬离开了她以前的好友塔利昂夫人和阿姆兰
夫人，并且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