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镇威军名义及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津浦）线驻兵准备分批撤回原防。”十二月五日，他又通电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间使一职，并向段建议裁撤巡阅使、管理各职，各省可暂留军事长官一人办理军事善后事宜。这样，他在行动上比冯玉祥表现得更有诚意。
冯、张两人的辞职，使局外人直看得扑溯迷离，理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但都觉得有趣，说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可是，这下可苦了段祺瑞，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心里惴惴不安。他的职位是冯、张两人施给的，要是他们走了，他也就指挥不灵了。于是，他连忙派人去打探个究竟，后来他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张作霖在未到北京以前，曾把奉军一万余人先行开进北京，并且力保李景林为北京卫戍总司令以代替鹿钟麟，想从冯军手中夺取北京的控制权。到京后，张又一再催促发布这个命令。而这是段的政府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段祺瑞还记得自己当时对张作霖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曾很气愤地加以谴责。张作霖看到一计不成，又生出另一个要求，就是批准派奉军南下解决江苏问题，而段祺瑞则主张先用政治手腕解决，劝齐爕元自动下台，奉军暂时以不南下为宜。张作霖看到自己的两次要求，都被段挡了回来，忍不住大发起火来，愤愤地说：“你的江山是我老张打出来的，现在却不肯听我的话，还要摆上司的臭架子！”这时又有人从旁挑拨说，冯玉祥是一个惯于采取非常手段的人物，北京奉军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冯军，应当提防一下。张作霖听了这句话，不觉毛骨惊然，便匆匆逃出“虎口”，把在北京的奉军调走，以免被冯军“吃掉”。
段祺瑞知情后不禁哑然一笑，喃喃自语地说：“原来大帅也怕老虎啊”！但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还是连忙派人到天津把张作霖追了回来。到那里后发现，张作霖从北京撤军确实不是出自真心，更不象他所说的那样要撤兵到关外。他到了天津后，即召集奉军将领举行会议，在会上还大谈守住天津各防区，并表示他自己与卢永祥乃是兄弟患难之交，一定要帮助他回到江浙出一口恶气，并在会上决定让出一部分奉军给卢指挥，帮助他驱逐齐爕元从而取得江苏的地盘。张作霖的这一决定表明了他仍不忘向东南发展自己的势力。
段祺瑞的专使梁鸿志听说后，便于12月7日匆匆从天津赶回北京向段报告。段听后想起了一个月前由他主持召开的冯、张三方讨论解决时局问题的会议，会上冯玉祥坚决反对张作霖向东南扩展势力，并占有这一富裕的地区的要求。现在如果允许张作霖这么做，冯玉祥肯定会反对，他想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阻止张作霖向南扩展。段祺瑞不愧为官场的老手，甚懂逢迎讨好之术，经过深思熟悉后，他决定作出让步，两个人的愿望都同时满足，搞好势力平衡。这样，他既可以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又给冯、张两人平平静静地达到各自的目的，也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免得动起武来。
于是，十一月，段政府下令罢免齐爕元，裁撤江苏督军一职，派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江苏军务督办，并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着李景林暂置直隶军务督办。很明显，宣抚使是变相的巡间使，韩国钧是一个过渡性督办，卢永祥将以江苏督办而兼苏皖巡阅使。这样，张作霖通过帮助朋友的借口，明正言顺地取得了直隶地盘，并把势力渗透到了江苏。
对于张作霖本人，段祺瑞当然不敢怠慢，12月10日下令准张作霖解除东三省巡间使的职务，派他、张作相、吴俊开分别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督办，三省军事仍归镇威上将军张作霖本人指挥节制。各省巡阅使一律裁撤。这样张作霖本人仍然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至于冯玉祥，1925年1月3日令其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撤销陆军检阅使一职，并派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来哲元代理第十一师师长。冯的另一大将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这样一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就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了。1月7日，段为了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又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得清楚了，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这样，原来两人想要而又不给的，经过这一“退”，就全都解决了。
但段祺瑞还担心他们不服，又热心地在两人之间介绍、搓合让他们结拜兄弟，以巩固他们的团结。冯、张两人感到要想保证自己相安无事，还得与对方搞好关系，于是也乐于成全段祺瑞的这个人情，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至此，人们终于看清了，他们两人演的原来还是“以退为进”的老戏。冯玉祥、张作霖看准了段祺瑞的弱点，知道此“戏”定能演达预期目的，再说“旧戏”轻车路熟，演起来得心应手，他人难以立即看出破绽，因此也就乐此不疲了
张大帅妙计屈对手
领兵打仗固然要靠武力，由此而获胜也着实可贺。但这还不算是最善于作战的，正象孙子所说的，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上策。在直奉、直皖纷争中，张作霖可算是深得其妙的。
当时的局面是龙争虎斗，各展神通，除了比武力之外，还比计谋。最为显眼的是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了，三个人表面上都有一层好的关系，彼此之间也不公开地针锋相对，但暗地却相互窥测，或旁敲侧击，或声东击西，或指桑骂槐，无所不用。由此三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些小纠葛，而最终都是张大帅占了上风。
1922年，直奉两系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系想凭借自己的鼎盛势力，推翻徐世昌为总统的政府，以便建立以自己的势力为核心的权力中枢。因此直系对当时的梁士詒内阁恣意地加以指责和攻击，尤其是以吴佩孚最为突出。他抓住梁内阁的盐余借款大造攻击舆论，揭发电报连珠炮地发，报纸上发的“吴秀才”的文章也长篇累牍，叫骂不休。梁士詒是张作霖推荐组阁的。当时的北京政府由张作霖和曹锟操纵，张作霖还被称为北京政府的“顶头上司”呢。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挑战，张作霖本想用武力加以反击，但一想经三年前当吴佩孚猛攻龚心湛内阁的时候，也正是直系对皖系发出作战的先声的时候。这一次，吴佩孚这次猛攻梁士詒内阁376）。墨家学派创始人。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宋昭，看来是故技重演了，不过这次针对就不再是皖系而是奉系了。所以张作霖又不得谨慎起来，唯恐上吴佩孚所设的圈套。再说，他自己的兵力相对直系而言，还比较弱小，靠自己单独作战，肯定会吃亏。因此张作霖决定采取不应战的态度，任由吴佩孚随意地骂去。他仅以个人名义劝梁士詒鼓起勇气不要灰心，并电请北京政府公布外交真相以明是非．
曹锟及其兄弟曹锐也觉吴佩孚做得太过分了，一再要求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但吴骄气正盛，根本不加理会。他们为了息事宁人，亲自跑到沈阳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为了利用曹氏兄弟，也友好地表示他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曹锟与张作霖早已结为女儿亲家。就此，双方的关系稍有缓和。
但到了二、三月之交，段祺瑞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张作霖看到了存在可以联合其他力量的机会，因此态度日益变得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人关。吴佩锟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曹锐于是恐慌起来，三月八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张作霖对他仍象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把个曹锐满肚子的话都没机会说出来，憋闷得发慌，急得找孙烈臣打探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终于悟到了原由，然后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看到曹氏兄弟对自己还是真诚的，于是才出来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1）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3）梁士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曹锐连称一定把这些转告其兄及吴佩孚。
这时，北京查帐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查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吴佩孚抓到了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起来，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理的标准是观念的清楚明白，理性演绎是获得知识的可靠方，并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财政总长张弧撤职查办。张弧是张作霖为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政而推荐入内阁的。这样一来，张作霖也觉得吴佩孚欺人太甚了，总想得寸进尺。这时，他忍无可忍气得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要代替他们兄弟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于是电召吴佩孚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曹锟一听更是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佩孚一听吓了一跳，这样不是把自己推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上去了吗？于是，才松了一下口气，讨好地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曹锟见张作霖口气挺冲，怕会出事，在得到吴佩孚的答复后，即代吴拟就电稿干三月十日发出，向张解释说，“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按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最后要求张作霖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挑拨者的当。
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