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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呈请辞职，黎元洪下令加以挽留，并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冯、王拒而个受。黎元洪在张绍曾辞职后，曾商请顾维钧、颜惠庆组阁，顾、颜知难而退，坚辞不就。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亦请辞职。黎元洪环顾四周，一片楚歌。再加上几天来的不断骚扰，精神疲惫不堪，知道形势不可违，决定离京到天津去。可是，有一点他还蒙在鼓里，就是所有这些所谓的请愿、索饷、辞呈都是曹锟背后搞的鬼，目的是使他早日提出辞职。
但黎元洪并没有表示要辞职，而只是说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黎在出走前叫秘书刘远驹将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又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十五颗，交其如夫人危氏，并令公府秘书瞿瀛，随之携行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等诸事办理完毕后，黎元洪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在美国顾问福开森、辛博生等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等十余人，及卫队四十余名，乘专车离京赴津。
黎元洪离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阻拦火车加以搜查。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和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站，声称迎接黎元洪总统。车开到后，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承斌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元洪回答说，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答。这时火车早已开动，仍在运行。等到火车到了天津新站，王即命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并派军警千余人，严密包围，禁止下车，催交印信。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火车。黎元洪即叫李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直到晚上十点，黎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告以实情说，印信交瞿瀛秘书，随其妻在法国医院，并未出京。黎元洪最后又被逼下车，打电话告瞿秘书及其夫人将印信交与国会。十四日，其夫人危氏始将印信交出。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证实后，又上车，拿出代拟的一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分别要求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逼黎签字，声言若不签名，羁禁车内，永不放行。黎签字后，始被放回宅。黎回家后，即发表通电，宣告被逼交印情形，并声明被迫所签名之文件无效。至此时，黎元洪在直系的怂涌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时间正好是一年。曹锟为了搬走黎元洪这座自己请来的大山，甘费那么多的周折，劳那么多的神，而黎元洪为了当总统平白地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与难堪。他们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大山搬走了，曹锟本可以一步登“天”了，但为了表示自己当总统的合法性，又玩弄一套“依法”选举大总统的把戏。直系担心曹锟不能当选，所以一方面用钱贿赂议员，另一方面把原来的“先宪后选”程序改为“先选后宪”。贿赂方面规定，在京出席宪法会议的有出席费，出席常会的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六百元到手，而不出席的在沪的议员每月只有三百元。由于差额大，所以吸引大批议员络绎进京。这样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八月二十四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二十七日实行。到九月二日，选举总统的票价虽已规定每张五千元，但保定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而议员则担心投票后保定派不付款，所以保定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为了预测出席人数，吴景濂于九月八日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由于与议员们所要求的条件有距离，会没开成。十日又开，人数仍不足，吴景濂即命秘书冒议员名签到，并虚报出席人数，预备会得以开成。出席议员，会后给五百元出席费。十二日先开总统选举会一次，因票价问题未解决。故出席人数仅四百二十二人，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之五百八十一人，尚差一百五十九人。票价问题经过二十多天的商讨定下来后，于十月一日才开始填发五千元的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舮）、孝记（王承斌字学伯）、兰记（王艈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宇洁卿）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选票问题的关键一关总算迈过去了。
十月四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流会多次的制宪会议得以开成。吴景濂即以总统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十月五日开大总统选举会。五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来回穿梭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议员还是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
依选举会通告，应于十时开会，因议员按时到者不多，故临时变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足法定人数为准。到上午十一时四十分，签到者还不过四百人，吴景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便又派可靠的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以至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一时二十分，签到者有五百九十三人，才摇铃开会投票。投票至四点完成，据吴景濂报告，票数与人数相符，投票总数为五百九十三票，四分之三应为四百四十三票，曹锟得四百八十票，按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议员们鼓掌如雷，卖力到底。
“谢天谢地，总算通过了”，曹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十月十日，他就急不可待地从保定赶到北京，满怀自信地发表就职宣言，连一点愧色也没有
张作霖导演双簧戏
冯玉祥率领大军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直人北城，曹锟的北京政府倾刻瓦解，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政权，成立了以冯系为核心的摄政内阁。在前线，直军防线也一触即溃，奉军乘胜推进，与冯玉祥的军队一同进入天津。为了稳定民心，冯玉祥与张作霖又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11月24日段祺瑞宣誓就职。但此时，冯、奉两军却为了争夺吴佩孚驻在天津的残兵发生了矛盾。
由此，冯玉祥与张作霖不约而同地合演了一幕辞职的喜剧。
段祺瑞的宣誓宣言发表刚过几天，先是冯玉祥却突然通电辞职出洋，说是为各省裁兵废督之倡，各方面的人听到消息后，不禁咄咄称奇，冒险起兵推翻直系的政府，现在功成了却提出辞职，如果这样，那又何必当初呢？这太不可思议了，因此没人相信冯玉祥是真心要辞职的。段祺瑞当天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辞呈退了回去。
不管众人怎么想，冯玉祥还是表现出“坚决”的辞意。他对自己属下的官兵说：“吴子玉屡次通电攻击我，我不解除具权，就无以自明心迹。”随后他就向吴佩孚发出邀请电，邀其一同出游欧美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而是从科学理论中发展起来，它，说只要我们一同下野和平统一就可以实现，从而成就一件留芳百世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完了，冯玉祥还亲自拜访对手张作霖，竭力解释说本人辞职具有决心。而张作霖也装作关切的样子，极力挽留，说现在的局势之下你不能撒手不管，再说你还是这种局面的主要制造者之一，你以为你一宣布辞职，人们就都认为品德高尚，因而就更同情你，拥护你吗？错了，人们会认为你是懦弱的强盗，捞了一把就走，不管他人事后生死如何。现在你如果留下来，我愿意与你分担责任，共同处理好当前的问题。冯玉祥则用抑己扬人之法，大加赞赏了一番张作霖的才能，说大帅功高盖世，经验丰富，区区小事，凭你的才力就完全能够处理好，何用劳酬我呢？况且我的辞职能为你提供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这样你支配眼前的局势更容易得心应手了。所以大帅不必劝阻我了，你的好意我领了。说完冯玉祥就告辞回家了。
一向处事慎重的张作霖，在冯玉祥走后，仔细地琢磨着冯玉祥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最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他始终认为冯的这举动很反常，其中定有原因。于是，他把冯玉祥的来拜详情及其困惑告诉了段祺瑞。段于是11月26日又派吴光。然、梁鸿志到旃擅尊寺挽留冯玉祥，到那里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心想冯玉祥可真是说到做到呼，只见一片“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陆军检阅使署已经停止办公，冯玉祥也已到西山休养去了。
张作霖听说后感到奇怪极了，他闯荡了半辈子，还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位“功成不居，急流勇退”的对手。他在与手下商议了几天后，也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在12月2日，出人意外地从北京赶回天津，把开进北京的奉军全都撤走，并且宣称关内的奉军也将全部撤回关外。他通电全国，表示：“此次政府人选，不参加奉籍一员，都门首善，不驻奉省一兵。业经通令将镇威军名义及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津浦）线驻兵准备分批撤回原防。”十二月五日，他又通电自行解除东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