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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我并没有参与这次盛会。这倒不是我自命清高，而是自知肚子里那些“收藏”在这些老江湖的面前，不过都是些“少儿读本”。
当车上的男士们大部分都过完了嘴瘾之后，刘柏生便开始拉拢女士们参与，而且第一个他就找上了徐淼。他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不禁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前面所有的铺垫不过都是在等待这一刻的来临。
徐淼对这样的场面似乎早有准备，她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推三阻四，而是很爽快地清了清嗓子，说：“一位年轻的女士到医院就诊。她对医生说：‘大夫，不知为什么在我看见汤姆&；#8226；克鲁斯那样的帅哥时总是心跳加快，两脚趾之间发痒。’医生想了想说：‘心跳加快这很正常，可脚趾间发痒倒不多见。不知道您是哪两个脚趾间发痒呢？’女士说：‘两个大脚趾之间！’”
车厢里几乎所有的男士都发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声。而女士们的反应却是各有千秋——有的跟大家一起开怀大笑；有的掩面含羞、忍俊不尽；有的则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装聋做哑。尽管当时我的灵魂已被车窗外千山万树的美丽风景涤荡得清如止水，听到这个段子时还是不禁对眼前这个靓丽女人侧目相看——让我吃惊的倒不是她能说出这样的段子，而是在她说出这个段子时却仍然能够保持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端庄和优雅。
挺进高原3
这种热烈友好的气氛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期间除了唱歌和“讲段子”，刘柏生还带着大家唱过样板戏、变过戏法、速配过婚姻、讲过各自大难不死的经历、还把男女分成两组，互相猜测过对方初吻的年龄和内衣的颜色；如果车上有盘子，他甚至还准备为我们请个“碟仙”……
为此我不得不佩服刘柏生过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感召力——他是我见过的除毛主席之外，能够让人持续兴奋时间最久的一个人……
车开到下午时，周围的气温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车窗外的风景也由单一的绿渐渐演变成以红、黄为主的暖色，在微微的细雨中艳丽凝重得让人想起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的重彩山水。也许是受到了温度的影响，车厢里的气氛也开始变得有些冷清——已经耗尽了激｜情和新鲜感的人们似乎一下子对风景都产生了兴趣，纷纷看着窗外做起了“思想的人”。除了偶尔会有饱受内急困扰的同志要求停车方便外，很少有人再发出一点声音。
再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冷。随着落在车窗上的细雨变成了零碎的雪花，人们纷纷找出了剧组准备的军大衣裹在身上开始唏嘘、瑟缩。
虽说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可是在短时间内经历如此丰富的气温变化对我来讲仍然算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乘坐的这辆气喘吁吁的老爷车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架老式的时空穿梭机器；“吱吱”作响的车轮碾过的也不是公路，而是季节……
当汽车真正驶进高原的时候天色已近傍晚。由于疲劳和缺氧，大巴车里包括司机“周八蛋”在内的所有成员都有些昏昏欲睡，再没人有心情去欣赏高原上那绚烂之极的晚霞。
“周八蛋”姓周，是四川当地的长途车司机。因为进组的第一天早餐时就吃了八个煮鸡蛋，大家便给他取了个“八蛋”的雅号。其人身长不足五尺，体重不过百斤。开起车来却是风风火火、举重若轻。下午剧组停在雅安吃饭时，他还不顾大家的劝阻喝了整整一口杯白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山里开车就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样，如不喝点酒壮胆很容易手软脚颤。于是，在此后的行程里我每每见到他摇摇晃晃的背影时，就恍惚看到车上所有人的脑袋都别在他的裤腰带上。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洲的康定县。先期抵达的蔺主任已经为大家联系好了住宿和伙食，晚餐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特色大菜又有风味小吃。可是此时同志们似乎都已对美食都失去了兴趣，草草吃过晚饭便都无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养神”去了。
从到达康定的第二天开始，剧组成员除制片刘柏生和司机“周八蛋”外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我因事先早有准备因而提前减少了活动量，所以只是有些轻微的头疼和气短。我们的费导却因为每晚要跟女演员们“讨论剧本”到深夜导致心力憔悴，不得不靠吸氧来维持日常的工作。因此，刚到高原的几天里我们的拍摄工作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刘柏生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制片人员所具有的品质和才华，开始不遗余力地四处为剧组拉赞助。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说服了县里唯一的一家牛肉干厂的厂长，竟让这家已停产了近十个月、处在倒闭边缘的企业赞助了我们二十箱牛肉干。
当牛肉干送到我们招待所的那一天，剧组全体成员都象迎接贵客一样跑到院子里。所有年轻力壮的男士都自告奋勇地帮忙搬着箱子，生怕稍有迟疑它们就会被那几位送货的工人再拉回厂里。虽然事后大家人手只分到了三袋，其余的全被搬到了导演和蔺主任的房间里，但却并没有影响同志们从此重新燃起了工作的热情……
冲突1
冲突
就在这几箱牛肉干的鼓舞下，我们的拍摄工作终于渐渐走上了正轨。
由于剧组的人员配置有限，我这个“美术师”还同时兼任了“道具”和“制景”的工作，闲暇时还要帮助服装大姐给我们的“女红军”打绑腿。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以往仅有帮忙经验的我来说未免显得有些过于烦琐庞杂，虽然我做得十分努力，还是免不了偶尔会有些小的纰漏。加上疏于“安身立命”之道，导演和制片主任便渐渐对我有了些微词。而我本人也对剧组日益显现的等级分化充满了忿忿之情。
参加过影视拍摄的人可能都知道，剧组成员从职能上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部门。
其一是“制片部门”。其主要职责大到剧本的策划、资金的来源和最终剧集的销售，小到全组工作人员的吃、喝、拉、撒生活细节一应俱全。位于该部门权利顶端的人往往被称为“总制片”或“制片人”。其权利大到几乎可以掌握剧组包括导演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杀定夺。不过这样的人物通常只负责剧组前期的策划和后期的走向，一般很少到拍摄现场。真正到拍摄现场主持日常工作的往往是“制片主任”或“执行制片人”。他不仅要整体协调安排剧组的具体运转，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控制拍摄进度和成本。在他下面还会有若干小“制片”或“剧务”，这些人根据分工不同来负责内外联络和工作人员的起居、饮食等。
与“制片部门”对应的是“创作部门”。其主要功能是负责把剧本变成可视的影视剧集。该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据职责可分为：导、摄、美、服、化、道、灯光等，此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就是演员。其中导演无疑是这个部门不容置疑的灵魂人物，因此占据权利的顶端。而摄影和美术因直接辅助导演实现他对拍摄的预想而被归于“主创部门”，因此地位仅次于导演。除此之外的其他职务地位又略次之。演员是创作部门中地位相差最悬殊的一类人——如果你是明星、大腕，那连导演都会对你敬畏有加；如果你是个不入流的小角色，那对不起！甚至连经验老到一点的场工都敢挤兑你……
通常情况下，不管剧组大小，导演都是组里绝对的“权利人物”。而具体到我们这个五脏不全的小剧组，由于是电视台出资，制片部门仅仅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拍摄的作用，因此从始至终实行的都是“导演中心制”。加上我们的导演多少有些自恋倾向，剧组上下便一直弥漫着一种个人崇拜的风潮，而工作人员在剧组的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要依据个人跟导演的关系来划分和界定了。
因此没用多久，我们这个加上司机和场工也不过二十几个人的小剧组，便分化出了“三大派系”。
为首的自然是“导演派”，其成员主要包括导演本人和组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其中导演的主要任务是给大家提供谄媚的机会，并且根据各人的贡献大小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地位。而其他人的任务则是努力迎合导演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需求，各尽所能地保障其工作、生活得更加温馨、舒展。
另一派是“中立派”，“中立派”的主要成员大多都是有些身份的人，其中包括女主角徐淼、制片刘柏生和摄影师张炬等。这些人在组里大多有着旁人无法取代的地位，因此他们并不象其他人那样对导演唯命是从。除此之外，服装大姐因为一直接受我的帮助，态度也有些游移不定，因此也算是个“中立派”。
第三派就是“反对派”，其主要成员除了我以外，便只有剧组在当地雇用的几个场工。虽然本派成员大多都属于组里的弱势群体，却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发誓我加入“反对派”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对导演的私人看法，而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互撞击的产物；是新兴的民主力量向陈旧的霸权主义挑战的结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冲突2
我一直以为，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明显的限制和对手的环境中呆得久了，很容易变得人格扭曲、自我膨胀。尽管有时他真正能够控制的范围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足以让他失去清醒的认识和自我判断能力。
我们的费导就是那种典型的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导演，长时间沉浸在一种唯我独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