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那都是跟你凑热闹嘛，到现在我连怎么回事儿都没弄明白呢，你让我怎么干啊……”说到这里，我越发觉得事态严重起来。
“放心吧！”“丹佛”再次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没事儿，没你想得那么严重！你别以为拍个戏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你的情况我都跟蔺主任说了，其实说白了没你他们也照样能拍。蔺主任跟我关系不错，我说你是我哥们儿，跟过剧组还去过高原，她挺高兴，就同意了。多好一机会呀！操！第一次正式跟组就混个‘美术师’……”
“什么‘美术师’啊！我连他妈‘美术师’干吗都不知道呢……”
“哥们儿！这可不象你啊……”“丹佛”使劲扳了扳我的肩膀，“你现在可是大学毕业了，也不能老是跟着别人干呐！早晚不得有这么一回吗？这次机会多好——还有熟人、组也小、事儿又少，练练呗！你放心，干砸了也没事儿，有我呢……”
“……”
我开始觉得“丹佛”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行啦！”见我没再说话，“丹佛”抬手看了看表，“我得走了！我那边还操持晚会呢！这都忙得屁滚尿流了……你好好干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跑了。
看着“丹佛”远去的背影，我不知道是该感激还是该抱怨。不过正如他说的，我倒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学着单独面对这一切。而且事已至此，我似乎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想到这里，我只能重新提起精神，再次回到那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里。
这次“蔺阿姨”没有再和我过多地客套，她只是用眼神指了指我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淡淡说了声“坐”——看情势她已经完全从刚才的“蔺阿姨”变成了“蔺主任”……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等候中，屋子里陆陆续续又进来了六、七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女，只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高个子男孩。这些人看来早就彼此熟识，见面之后便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说笑个没完。由于鲜有和这些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于是便只好一个人闷声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傻呵呵地捡拾着那些偶尔从人群中溅落出来的快乐。
下午三点钟左右，房间里终于进来一位大人物。在蔺主任的介绍下，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起身轮流跟这位“费导演”握了手。轮到我出场时，我一度紧张得近乎晕厥——要知道，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和一位真正的导演握手。为了表现诚意，我几乎展现出了历史上最为谦恭景仰的笑脸，颤颤巍巍地迎了过去，然而我满怀深情的双手却仅仅握到了导演的三根手指，一张笑脸也只能送给了他高耸的胸脯。
这位“费导”是位山东人，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却有着六十七、八岁的派头。和大多数具有“领袖气质”的伟大人物一样，他很喜欢讲话，而且他的语言也同样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比如：他总是喜欢把“赘肉”念成“熬肉”、把“怒不可遏”说成“怒不可竭”，并且还时常会有诸如“时光过得飞逝”、“谨小并且慎微”这种创造性的语法……
做为一个有着重大历史责任感的成功人士，费导的讲话始终围绕着“人类文明的现状和危机”这样的严肃课题。并且，在讲话时他还总是喜欢高高地扬起下巴，把眼睛看着远处的虚空。可能是为了表现内心的沉重，他的脸上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哀丧神情。在场的几位爱表现的男士曾经试图把谈话的内容改造得略微轻浮浅薄些，可是几次都被我们的导演轻而易举地兜转回来。只是当那位穿着吊带背心的女孩坐到他的身边之后，这位费导才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表情鲜活地盯着人家雪白的小｜乳沟问候了许多与“人类文明”无关的闲散话题。
应该说，我们这位费导的形象和我心目中真正的导演还是多少有些距离，不过我却并不想这么早就失望。尽管此前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导演的不良传闻，可是相比起来我倒更愿意相信，是自己的年少浅薄导致我不能在短时间内发现一个人身上隐藏的优点。因此，我还是希望时间可以帮我验证一切……
挺进高原1
挺进高原
大约下午四点二十分，剧组终于离开宾馆，拉起人马驱车直奔南苑机场。由于蔺主任的轻松调度，我们的登机手续办理得十分舒畅，不到七点钟，我们便登上了开往成都的飞机。
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我的心里不免有些兴奋。记得导演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里曾经说过：“每一架飞机上都会有一个空中小姐是你想泡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飞机起飞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一直都在不停地“口渴”……
不知是因为最近跟琳子在一起使我的审美能力有所提高，还是因为我们坐的是一架机票打折的飞机——那些给我送饮料的空姐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引起我泡她们的兴趣。在把飞机上所有可以提供的饮料都品尝了一遍之后，我开始越发怀疑那些导演说过的话。为了表示我的不满，在后面一个小时的行程里我不仅没有再喝一滴水，还先后四次去厕所，把“多吃多占”的部分退还给了航空公司。
飞机抵达成都机场时已过了晚上九点。由于刚刚下过雨，空气显得清凉而湿润。因而当剧组的面包车穿行于成都湿漉漉的街巷中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已是千里之外的南国蜀地，反而始终有一种在北京近郊某个县城里转悠的感觉。我想，这也许就是现代文明的副作用——高速度在压缩了距离的同时，也会造成“过程”的缺失。这种感觉就象如今年轻男女的恋爱，虽然效率很高，却会为此损失许多期待的乐趣……
我几乎用了整个晚上来调整这种空间感上的严重错位。尽管后来的麻辣火锅让我领受到了一些南国的风味，我的嘴唇也因此整晚麻木得象是汽车轮胎，却仍然没有让我真正意识到那两个多小时的飞行究竟跨越了怎样的距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当我第一次走出酒店，呼吸到没有经过空调过滤的湿热空气时，才真切体会到这里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剧组一直留在原地待命，等待其它一些重要成员的加入。这其中包括：我们的摄影师张炬、女主角徐淼和据说在藏区生活了十几年的制片人刘柏生。在此期间，导演带着几位“主创人员”跑遍了成都的大小文艺团体，选妃般努力寻找着另外两名女配角。做为剧组的“美术师”，我自然是全程参与了这些据说很有意义的选拔活动。然而整个过程除了亲眼见证了那些女演员如何挖空心思地在导演面前卖弄和随声附和着发表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评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
可能正是我这种懵懵懂懂的表现无意中迎合了导演的心意，在成功地把那位从一开始就叫他“爸爸”的女孩定为“女二号”的当天晚上，费导就专门派他的副导演给我送来了一份剧本。
其实所谓的“剧本”，不过是一份十几页的拍摄大纲，讲述的是长征中一个掉队的红军女战士寻找队伍的传奇故事。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看完了整个剧本，之后却用了几乎一个晚上来为我们的导演发愁——我不知道他要用怎样的拍摄手法，才能把这个传奇得有些离谱的故事阐示得如他希望的那样“既真实生动、又深刻感人”……
到成都后的第四天，正赶上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剧组的人员、道具以及一应事物均已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蔺主任终于宣布全体放假一天，以便大家在出发前准备一些自己的私人用品。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忙跑到街上的商场里为自己买了几件贴身的衣物，因为在这里我洗过的那些袜子和内裤一直都没有晾干。
回到酒店的房间我又给欧阳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已经“飞”到了成都，并且正式成为了剧组的“美术师”。欧阳的性格中有一点一直让我觉得有些奇怪，那就是无论我告诉她怎样稀奇古怪的故事，她都从来不会感到惊奇。原本以为我把“飞”字念得严重些便能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在听了我满怀期待的宣传后她却仍然平静地说：“哦！是吗？！不错啊！那边天气不好，你多注意身体吧！”
我不知道她这种反应算不算正常，只知道她的冷静时常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幼稚。
挺进高原2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日，在全国人民继续庆祝建国四十七周年之际，我们剧组一行二十余人终于开始了挺进高原的行程。
一大早，费导便带着蔺主任和当地那位见人就叫“爸爸”的女演员坐上了一辆豪华舒适的丰田沙漠王“先走了一步”。而剧组其他的成员则在一阵搬搬扛扛的忙碌之后，才登上了那辆租来的大巴。女主角徐淼因谢绝了导演的邀请而成了大巴车上的成员，这不免又给乘车的男性们增加了许多新鲜的乐趣。
汽车沿着岷江一路蜿蜒而上，虽然有些颠簸，可车厢里的气氛却一直十分活跃。制片人刘柏生是个天生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周围的气氛搞得十分热闹。而徐淼的加入更是为他增加了表现的动力，不仅自告奋勇地又是朗诵又是唱歌，还动员大家一起合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做为“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
经过这一阵喧喧闹闹的热身，大家的情绪已被调动得激扬振奋起来。此时刘柏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大家每人讲一个“段子”。听到这个建议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我以前接触过的剧组里似乎也都流行着这种“讲黄段子”的传统。尽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艺术工作者都会有如此的“雅好”，可是它却象毛利人见面要碰鼻子、马萨伊人要向对方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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